徽声在线记者 | 伍洋宇
徽声在线编辑 | 文姝琪

当时间来到第九个年头，每年盛夏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然被赋予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重大意义。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彰显了其在人工智能这一关键技术领域更为坚定且具长远眼光的产业雄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正深刻改变着全球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中国政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积极布局，力求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在讲话中，习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等四点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意见。这四点意见不仅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这一组织的成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明确了一系列未来发展规划，包括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专题研修名额，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水平；建设多个国际合作中心，促进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推广气象预警系统“妈祖”，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当前全球AI竞争日益激烈、技术治理标准尚未统一的特殊窗口期，这一系列举措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如何安全地释放AI技术红利，同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正将全球各方推向一场有关技术主权与规则制定权的长期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各国都在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

AI治理为何需要国家主导？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将全球治理推向核心议题的宏大背景下，国家层面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安全管控，已然成为产学研各界高度审视的焦点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从微观层面来看，AI技术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冲击着既有的社会秩序与安全边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与研究员Selina Xu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人类正面临本世纪最大的生存挑战，“人类正行走在一条危险的钢丝绳上。”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在这种快速跨越式的发展过程中，过度谨慎可能会阻碍技术的繁荣和创新，而缺乏克制则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混乱。例如，随着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可能会被机器取代，从而导致大量人员失业。这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生计和家庭的稳定，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张奇在接受采访时深入剖析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根据当前的模型技术进展，仅靠企业自治、行业自律，很难真正约束“技术向恶”的种种行为，必须由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主导。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大模型商业化利益的强烈驱动下，部分企业缺乏主动自我限制的动机，仅凭行业自身难以约束技术滥用。例如，一些企业可能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忽视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将不成熟或存在风险的技术推向市场，从而给社会带来潜在的危害。

以多模态领域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既有困境为例，张奇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治理挑战之一源于图像和视频生成能力的大幅提升。与以往相对易于核实、影响可控的文本生成不同，深度伪造等多模态生成技术已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虚假视频和图像如果在互联网上有计划地广泛传播，其带来的社会冲击力和核实难度呈指数级上升。这些虚假信息可能会误导公众的认知，引发社会恐慌，甚至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更为棘手的是，传统事后检测工具正在模型能力的迭代中频频失效。一旦检测判定工具提高准确度，开发者可将其作为训练目标进行逆向学习，进而实现对检测结果的规避。这就好比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检测工具和开发者之间不断进行着技术上的较量和博弈。

针对这类技术监管难题，张奇提出，有效的治理链条必须从源头切入。例如，可以要求产品在生成多模态内容时嵌入隐性鲁棒水印。这种水印即使经过裁剪、翻转等变形处理，仍能通过统一的协议识别。而这一举措通常由国家层面主导可行性更高。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的标准和规范，要求企业必须按照规定嵌入水印，从而实现对多模态内容的有效监管。

“就像所有造枪的企业都得打上枪号，（大模型）也可以参考武器进行管理。”张奇形象地比喻道。通过这类源头打标、渠道快速检测的方式，监管部门能够建立起后监督机制，以快速封堵虚假信息的恶意传播。这不仅可以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也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面对诸如此类的技术溢出风险，全球各国已然展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施密特观察到，与硅谷相比，中国的决策者和科技高管表现得更为审慎。中国通过暂停发放新自动驾驶牌照（以应对无人出租车滞留风波）、司法裁判限制企业单纯为引入AI而解雇员工、以及对未成年人AI虚拟陪伴实施禁令等制度性措施，优先保障社会的平稳过渡。这些措施体现了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注重对社会影响的评估和管控，力求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有机统一。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部主任刘劲则将这种差异比喻为：面对风险，美国是“瓶子打破了再去扫”，即允许在试错中前行；而中国则是“这个瓶子就不许打”，有预防性的底线思维，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置于核心地位。这种不同的风险偏好反映了各国在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不同路径选择。

这种或强烈或轻微的防范意识，将AI治理的核心置于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失业导致的社会失序等风险之间的微妙平衡中。如何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有效应对其带来的各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课题。但在技术不确定性高企的当下，国家力量的早期介入已成为防范技术失控的必要措施。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和标准，引导和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降低技术风险，保障公众的利益和安全。

中国标准将扩大“朋友圈”

在WAIC2026聚焦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组织签署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国际竞争已从单纯的技术突破延伸至更深维度的规则制定权之争。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技术，其规则的制定不仅关系到各国的利益，也关系到全球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各国都在积极争夺规则制定权，以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针对目前的全球AI治理格局，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的治理体系正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与路径抉择。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AI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色彩。其商业模式和技术生态高度依赖少数巨头的闭源模型，试图通过高筑技术壁垒、推行排他性规则来维持自身绝对的垄断地位。这种封闭的体系将限制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协同，更在无形中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对于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存在隐患。例如，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专利，限制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入市场，从而阻碍了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共享和交流。

相比之下，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统筹与系统性协调能力，在“从1到100”的技术规模化应用上具有独特优势，且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开源模型来快速扩大市场生态。开源模型具有开放、共享的特点，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合作和创新。同时，中国将视角立足于“全球南方”，通过开源与技术分享，将广大发展中国家集结在自身的普惠标准之下。这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均衡发展。

由此，刘劲指出，当前规则竞争已进入不容延误的窗口期，美、欧等经济体的法案与规则框架正在相继成型，而规则竞争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先入为主的排他效应。一旦某种规则体系形成，后来者就很难改变。历史经验表明，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技术最终赢得市场，而是一旦某种标准被率先广泛采纳，后来者就很难逆袭。例如，在互联网领域，一些早期的标准和协议成为了行业的主流，后来的技术即使更加先进，也很难取代它们。他强调，人工智能领域“规则的竞争一定要占先机”，如果中国不能在这一关键时刻迎头赶上，未来就可能重蹈传统工业技术领域因规则壁垒而面临认证受阻的被动困局。

对于习近平主席在WAIC2026上提出的“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四点意见，刘劲分析指出，这些方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具体内涵上，不同于美国偏向单边技术封锁、欧洲侧重价值观防御，中国特色方案的核心在于强调技术发展与风险控制并重的双轨思维，主张推行兼顾技术普惠、合作共赢与严格安全控制的中国标准，以降低合作国家的合规门槛。这种标准既考虑了技术的发展需求，又注重了安全和伦理问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面向未来国际AI规则竞争，中国将持续吸引发展中国家支持、扩大“朋友圈”。刘劲认为，如果能将这些发展中国家集结起来，其所代表的经济体量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届时这一标准的国际价值将极其巨大。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