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关于北京老人们的故事，读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在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公园北门，每天清晨六点半，总有一群精神矍铄的老头儿准时集合。他们绕着公园走上一大圈，整整八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来完成。这项活动始于二十年前，当时有十六位老人参与，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八十三岁，最小的也刚过六十。领头的是老赵，他曾是一名体育老师，退休后挨家挨户地动员老人们加入，他常说：“人老了，更得动弹，不然身体就锈住了。”就这样，“十六老”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他们坚持不吸烟、不喝酒、不熬夜，每天雷打不动地走八公里，规矩十分严格。

然而，岁月不饶人，这支队伍在二十年间经历了不少变迁。第一个离开的是老钱，他曾在副食店卖肉，只坚持了一年半，就因心梗在六十三岁时离世。老赵安慰大家说，这与走路无关，是老钱自身身体的问题。接着，老孙因为膝盖问题换了关节，修养了三个月也没能恢复，最终搬到天津女儿家帮忙带孩子去了。随后，老李患上了肺癌，老张得了胃癌，老刘则因脑溢血去世，还有瘫痪的、装支架的、搬走的、住进养老院的，十六位老人就像秋风中的落叶，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去年清点人数时，只剩下七位了，而上个月，邮局退休的老杨，七十九岁，平时走得最勤快，却也在一个清晨没能来集合，上门一看，原来是脑溢血在半夜带走了他。老赵站在门口，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只憋出一句：“不吸烟不喝酒，天天走八公里，咋还是走了？”没人回应他。

如今，队伍里只剩下六位老人了。老赵八十三岁，身体硬朗，走路带风；老王八十一岁，曾是银行保安，腿脚依然利索；老李七十九岁，和老杨曾是邮局同事；老刘七十七岁，曾在粮店卖粮食；老陈七十五岁，开过理发店；还有我，孙德厚，八十七岁，修了一辈子自行车，老伴已经走了八年，两个儿子分别住在通州和昌平，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看看。我住在五楼，没有电梯，但一天能上下三四趟，腿脚还算可以，就是走得慢些，老赵总嫌我拖后腿，我说：“你嫌慢就前面走，我在后面颠儿着。”人少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不再抢厕所、争座位，豆浆也不用等第二锅了；坏处则是冷清了许多。以前十六个人叽叽喳喳的，像赶集一样热闹，现在就剩六个，走着走着就没话了，只能听见啪嗒啪嗒的脚步声。

老赵急了，开始去公园里拦人，见着老头就凑过去问：“大爷，走圈不？八公里，天天早上六点半。”可人家往往摆摆手就走了。拦了半个月，好不容易拉来两个，一个七十岁，一个六十八岁，可走了没两个月就都退了，一个说膝盖疼，一个说太闷。后来，老赵又拉来一个老太太，是小学老师退休的，可走了一个月也不来了，说走得太快跟不上，而且一路没人说话，闷得慌。老赵回来学给我们听，老王说：“你以前话最多，现在咋没话了？”老赵叹了口气：“以前十六个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热闹得很，现在就剩咱几个，我说了没人接，说了干啥？”

上礼拜走完，我们在早点摊喝豆腐脑，老赵掏出小本本开始算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八公里，一年就是两千九百二十公里，二十年就是五万八千公里，十六个人加起来就是九十三万公里。老王问能绕地球几圈？老赵说赤道一圈四万公里，九十三万公里能绕二十三圈。老李说那都够到月球了，地球到月球三十八万公里，咱们走的路都能到月亮再回来了。老陈嘀咕：“那死的九个也走了不少。”老赵说那九个加起来大概也有三十万公里，三十万公里换二十年，值了。我听着心里有些发慌，老赵说：“慌啥，你八十七了还在走，你是赚的。”我一想也是，老伴走那年，我消沉了半年没出门，老赵天天来敲门：“老孙，走两步。”我不去，他就坐我家嗑瓜子，嗑了一礼拜，我烦了，就跟着走了一圈，回来心里松快了点。走了半年，人缓过来了。走路到底治病不治病？不治。但管用不管用？管用。

可话说回来，那死的九个里头，老李是因为老伴抽烟四十年，他跟着吸二手烟才得的肺癌；老张是顿顿离不开腌咸菜，才得了胃癌；老刘是血压高，大夫开的药不好好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走路只能管走路的事，别的方面如果“作死”，走路也救不了。老陈抬杠说他媳妇的二舅一辈子不锻炼，吸烟喝酒打麻将，却活到了九十三。老赵说那是命，你二舅那样的一万个里能出几个？咱们这样走路的，活到八十的比不锻炼的多得多，这叫概率。老陈又问那死的九个咋说？老赵说那九个要是天天在家坐着躺着，可能死得更早。你没见老王以前二百斤，走了十年减了四十斤？没见老孙以前血压高，走了三年正常了？没见我八十三还能爬香山？走路保不了长生不老，但能保你活着的时候舒坦。老陈不吭声了。

老赵还说，咱们这十六个，死的九个没一个是在走道上死的，都是在家没的，夜里或者早上没起来。这说明走道的时候是安全的，走路不害人，走路是救人的。我说你这逻辑跟绕口令似的，他说你就说对不对吧。我想了想说对。俗话讲“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可谁也没说走了就一定能活九十九，但不走肯定活得更憋屈。

昨天早上六点半，六个人在陶然亭北门集合，老赵举着那面小旗，旗子已经换了七八面了，但上面“十六老”三个字一直没改，死了的也算里头。走完一圈八公里，用了一个小时，早点摊老板问今儿几个？老赵说六个，老规矩六碗豆腐脑十二根油条。吃完掏钱，一人五块搁桌上，老陈说都剩六个了还AA？老赵说剩一个也AA。吃完往家走，路过老钱家楼下，老赵抬头看了一眼说老钱以前住三楼，没人接话。走了几步又说老杨以前在这条路上老捡烟头，说不捡白不捡，捡了扔垃圾桶，公园干净点，还是没人接话。到北门分手，老赵说明儿早上六点半别迟到，老王说迟到咋了？老赵说迟到不等。老王说你以前不等老孙？老赵说老孙八十七了，你几岁？老王说八十一，老赵说八十一也不行。

我站在门口看他们走了，老赵走最前头，旗子举得高高的，五个人排成一溜，越走越远。旗子上“十六老”三个字被风吹得翻来翻去。我琢磨着，十六个人走了二十年，死了九个，活着六个，我八十七了还在走。你要问走路管不管用，管不管用的反正我还在走，走一天赚一天，走一步赚一步。等哪天走不动了，就坐轮椅上看他们走。老赵说了，“十六老”少一个也不行，死了的也算里头。

那您说，这走路到底管不管用？是命里该着活多大岁数，还是这脚底板子一步一步量出来的寿数？反正我孙德厚八十七了，明儿早上六点半还得去陶然亭北门，旗子底下见。您要是也在南城住，早上溜达过来瞅瞅，那面翻来翻去的旗子上头，十六个老伙计的名字，一个都没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