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对中国而言是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精神世界经历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面对旧有社会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孕育，这一历史性剧变无疑要求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个体作出自己的抉择。作为历史学界的泰斗，钱穆自然也置身于这一历史洪流之中，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1949年4月，随着《解放军渡江文告》的发布，一场新的历史篇章正式拉开序幕。文告中明确提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工商业、学校、医院及文化机关等重要措施，同时也对反革命分子和旧政权官员制定了相应的处置办法。然而，文告中那些坚决、彻底、干净、全面的消灭性词汇，以及对于“敌人”和“反动”的明确界定，不仅彰显了新政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决心，也透露出其与中国传统治理方式的决裂，预示着即将采取的强硬手段。

作为一位深谙历史规律的国学大师和知识分子，钱穆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从文告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肃杀之气和缺乏回旋余地的严峻形势。于是，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道路进行审慎的思考与判断。

钱穆在晚年所著的《师友杂忆》中，详细记录了那段经历。他提到，族叔钱基厚（字孙卿）作为子泉的孪生弟弟，多次劝说他不要离开，言辞间似乎对共军渡江抱有某种期待。钱穆则反问钱基厚：“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面对这一问题，钱基厚无言以对，但仍坚持劝说。尽管受到多方挽留，钱穆在离开时只是以春假旅行为借口，学校寝室中的床铺和书籍都保持原样，未做任何收拾。

面对族叔钱基厚的极力劝说（钱穆反问钱基厚：你精通文辞，从这些文告里是否看到了“开国气象”？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渡江论），以及荣氏集团的挽留（此前钱穆受荣氏集团邀请，担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钱穆最终还是选择了南下。然而，这一决定并非毫无回旋余地，他留下了床铺和书稿，并嘱托学生后续寄给他，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可能的退路。

然而，随着时势的演变，这条退路逐渐变得渺茫。钱穆从上海乘船抵达广州后，拜访了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但恰逢陈外出，只能与陈夫人简单交谈几句，未能与陈会面。随后，他与唐君毅前往广州番禺的化龙观海楼拜访熊十力，并留宿一夜。面对钱穆去香港的劝说，熊十力表示并无离开大陆的打算。

此外，钱穆还曾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梁漱溟，希望他能够来广东，但遗憾的是并未收到回音。

1949年8月，《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这无疑彻底锁死了钱穆的回头之路。10月，钱穆抵达香港，与唐君毅等人共同创办了亚洲文商专科夜校，次年更名为新亚学院。然而，这一别也意味着他与大陆的永诀。学院的运营主要依靠老师的讲课写稿和筹款维系，后来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儒家学术和国史讲授得以延续。

上世纪60年代，大陆曾派吕思勉（钱穆的老师）及其侄子钱伟长写信劝说钱穆回到大陆，但被钱穆婉言拒绝。他表示，看到冯友兰、朱光潜两位朋友的遭遇后痛心疾首，因此决定留在海外。

而留在大陆的熊十力和陈寅恪，在特殊时期纷纷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受了批斗。1968年，国学大师熊十力在上海孤独离世；1969年，陈寅恪也离开了人世。1967年，钱穆受台北邀请迁居台北。1990年，96岁的钱穆去世，其骨灰按照他的遗愿归葬太湖，一代大师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