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华网《西安春节礼盒连环爆炸案主犯一审被判处死刑》（新浪转载）、中国新闻网《儿子斗殴致死 西安一男子自制13个炸弹炸"仇家"》、中国新闻网《西安连环爆炸、拖死“的哥”案主犯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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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春节，西安的鞭炮从腊月二十八一直响到正月初六。

过年嘛，谁家不放两挂。

那几天街上到处是红纸屑，空气里一股硝味，孩子们兜里揣着摔炮，走几步就摔一个，楼道里也时不时传来一声闷响。

正月初六凌晨那三声不太一样。

响得太整，太沉，像有人把一整挂鞭塞进了铁桶，还盖上了盖儿，闷在楼里头炸开。

头一声过去，附近的狗叫了一阵，又停了。

第一声在莲湖区纸坊村。

那是个城中村，房子挨着房子，巷子窄，租住户多，一条巷子里住着十几户，谁家炒什么菜隔壁都闻得见。

过年这几天人反倒比平时少，家家门口贴着春联，院里晾着腊肉。

第二声在莲湖路一处老家属院，六层的筒子楼，楼道里堆着杂物，没有路灯，晚上回家得摸着墙走。

第三声在枣园西路一家公司的家属楼，住的多是一个厂的职工，彼此都认得脸。

三个地方隔着好几条街，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

这种地方最怕爆炸。

楼挨着楼，墙连着墙，一处塌了，旁边也跟着遭殃。

住的多是做小买卖的、跑运输的、刚进城的，一间屋就是一户人家，门口摆个煤炉，电线拉得歪歪扭扭。

天亮以后，街坊们才知道，那不是炮。

警方后来公布的数字是这样的：现场拆掉爆炸装置九枚，起获电雷管六十二枚、火雷管四十九枚、炸药十九点二五公斤。

拆这些东西的人，穿一身三十五公斤重的防爆服，趴在地上，一根一根剪线。

从凌晨忙到第二天下午，整整十四个小时。

楼里的人被一户一户敲门叫起来，披着棉袄往院外走，站在街边等消息。

更让人发毛的是包装。

不是麻袋，不是纸箱，是年礼。

装脐橙的塑料袋，"红枣莲子羹"的纸盒，扎着尼龙绳的方形包裹，跟过年走亲戚提的那种一模一样。

有的还带着水果，摆得整整齐齐，上面盖着一层纸。

送礼送到了人家门口，收礼的人却不认识送礼的人。

那几天鞭炮声不断，头一声响的时候，附近几户人家还当是谁家在楼道里放大炮仗，拉开窗户看了一眼，又关上了。

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给七户人家送了这样的年礼。

七户人家，七个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这七户人家跟他有什么过节，得把日历往前翻六年，翻到1998年11月4日，翻到一辆自行车上。

那一年，西安第44中学高二有个男孩，十七岁，叫高明。

【一】那辆八百块的车 这个儿子来得不容易。

高德隆头一个孩子是女儿，老二出生那年正赶上计划生育抓得紧，他受了记大过处分，跟老伴一起被降了一级工资，每个月的工资还按比例扣，连着扣十年。

那年月一家人一个月六十块钱生活费，五口人过日子，紧巴巴的。

为了不影响工作，孩子还得请人照看。

他拼命加班，一天五毛钱的加班费也不放过。

孩子四岁那年，街上刚有幼儿班，学费不便宜，他咬牙送了进去。

这些都是他后来在法庭陈述里一笔一笔写下来的。

1998年的西安，八百块钱不是个小数目。

那年头城里刚流行山地车，车架花花绿绿，变速器露在外面，骑在街上回头率相当高，谁家孩子有一辆，放学时门口能围一圈人看。

普通人家买辆二八大杠都得盘算半天，山地车属于"讲究人"的玩意儿。

高德隆在西安市金属材料公司下面一个供应站管事儿，倒腾钢材，手里有些活钱。

九十年代钢材紧俏，单位里能管着这一摊的人，日子比一般职工宽裕。

这钱花在儿子身上，他从不心疼。

孩子后来给车"装潢"了一遍，加配件、换零件，前后折腾到上千块，父亲说起这事还挺得意，说这在儿子学校里也没几辆。

那年月国营单位还是铁饭碗，大院里谁家什么情况，街坊都清楚。

高德隆在单位人缘不差，用后来办案人员的话说，他这个人讲义气、重亲情，谁家有难处都愿意搭把手。

这种人一旦认了死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高家有一儿一女，儿子是老二。

高明不是爱显摆的孩子。

他嫌这车太扎眼，骑到学校门口都觉得不自在，有几回索性把车扔在家里，走路上学。

父亲后来跟记者说起这些，语气里还带着点当爹的得意：孩子脸皮薄，见不得人盯着看。

西安市第44中学高二，班里同学的家境大多一般。

同班的王星看着不顺眼。

他的原话被记了下来："我就见不得他臭显摆。" 王星没自己动手。

他找了纸坊村的代某，让对方找机会教训教训这个同班同学。

用当年报道里的说法，王星觉得高明"爱扎势"，穿得比他好，车比他好，连说话都像在显摆。

代某一口应下，还叫上了几个平时混在一起的伙伴。

1998年11月4日，傍晚。

放学的人流刚散，校门外不远处，代某、任某、李某、程某、昌某，还有刘某的儿子，六个人把高明拦住。

砖头，链条锁。

打了一顿，人休克在马路上。

这六个人，案发时年龄都不满十八岁，这一点后来在判决书里被反复提到，成了量刑的尺子。

同学把他送到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值班的大夫看了一眼，说是打架打的，让回家观察。

出事前，高明跟父亲提过一句：有同学说要出钱买他那辆车。

父亲没往心里去。

孩子被送到医院，人迷迷糊糊的，断断续续说过，是有人想要他的自行车才动的手。

这句话，高德隆后来跟记者提起，还是一字一字往外抠。

孩子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头疼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吃了就吐。

父亲又把他送回那家医院。

这一回没再出来。

医生开了颅，抢救了几天，人一直没有醒。

休克十天，1998年11月15日，高明死了。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从挨打到去世，十一天。

父亲那年四十五六岁，一夜之间像老了十岁。

他在家闭门不出，四十天没下过楼，酒喝了二百多瓶，喝到胃出血。

儿子火化后，骨灰盒没有下葬，摆在家里，前面设了灵堂。

他每天守着那口盒子，喝完了就去跟儿子说话。

高家还有个女儿，比弟弟大。

儿子出事那年，她刚踏入社会。

后来高德隆在法庭陈述里提到，女儿刚涉世就遭了人生一大挫折，母亲又成了那个样子，这个家是散的。

高德隆后来在法庭上递过一份七页纸的陈述，两千来字。

他写：儿子住院后，他十天没合眼；老伴精神出了问题，整天披头散发，以泪洗面；他自己守在骨灰桌前喝闷酒，一天一天往下灌，衣服上全是呕吐的痕迹，换了也懒得换。

他还写了一句：他多希望打人的那家人能来说一句道歉的话，哪怕就一句。

没有人来。

后来有人问他，这一页怎么就一直翻不过去。

他说，要是儿子被车撞了，或者淘气闯祸挨了学校处分，他好歹还能承受；偏偏是无缘无故死在街上。

【二】三千块，五万四

1999年12月20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殴打高明一案作出判决。

代某犯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十四年；李某八年；昌某五年；程某、任某各三年。

刘某的儿子没到法定年龄，没判刑，送工读学校。

王星从头到尾没动手，不负刑事责任，他家里人赔了三千块。

这里补充一句：后文出现的王某，就是王星。

这类案子走的是刑事附带民事，判刑跟赔偿放在一个程序里办，不用受害人另起一摊去打官司。

赔偿由几个被告人的家长分摊，谁家出多少，按各自的责任大小定。

民事部分，五个打人者的家长一共赔五万四千元。

王星家那三千块，单算。

钱是按责任大小摊的，谁家的人动手狠，谁家就多出一点。

对几个家庭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这个家来说，五万四换不回一个孩子。

附带民事赔偿是有科目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一项一项算，算完加在一起，才是判决书上那个数。

那年头的标准跟现在不能比，一条人命落到纸上，就是几万块钱的事。

那几年对没到法定年龄的孩子，还有另一条路：工读学校。

不算刑事处罚，算是特殊的教育矫治。

刘某的儿子走的就是这一条。

2000年8月，高德隆去领钱。

判决书上写的是五万四，他手里拿到的是三万二。

案子就这么结了。

判完，七个被告没上诉，高德隆也没上诉。

他后来跟人说，他当时以为这事儿就算有个交代了。

后面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心真的如同死了一样"。

家里的气氛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老伴精神状态不稳，他自己也很难正常过日子。

他想再要个孩子，带着老伴去医院做了手术，没能成。

家里的电话响了，他懒得接；单位的事，他也不问了。

后来在家属院里开了个麻将馆，一天到晚坐在牌桌边上，图个热闹。

开麻将馆还有另一层打算。

他认识了自称在社会上吃得开的夏某，想合伙开"龙虎斗"赌场，为报仇快速筹一笔钱。

他对这一行一窍不通，全听夏某的。

夏某把他耍得团团转，几万块钱进了对方口袋，人还到他的麻将馆来找事，有一回抬手就要打他老伴。

那几年，他不止一次跟人说过要报仇的话。

街坊听了只当他喝多了发牢骚，谁也没往心里去。

他一直认为，儿子是死在医院手里的。

抢救那几天，有个大夫说过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心里一直揣着念头，开始琢磨一些极端的办法，打算找机会讨一个他想要的说法。

【三】庙里的两年

2001年11月，高德隆离家出走了，没跟家里打招呼。

家里人找了很久，找不到人。

单位那边，他早就不管事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就这么从西安城里消失了，连他老伴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他去了宝鸡。

先到一家寺院，想留下当和尚。

庙里的师父看他心事太重，没敢收。

他没走，就在庙里干杂活，扫地、挑水、搬东西，后来还兼起了给香客算卦的活儿，靠这个换口饭吃。

庙里香客多，问什么的都有：问病、问财、问姻缘。

他坐在小桌后头，答得简短。

有人说他算得准，也有人说他眼神不对，像心里压着事。

半年后，他实在熬不住，给家里的女儿打了个电话。

他忘了家里的电话有来电显示，这一个电话，把行踪漏了出去。

亲戚朋友顺着号码找过来，他转身又换了个地方。

新地方是五里外的莲花寺，他在这儿一待一年半。

庙里没有书报，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夜里长得没边。

他白天挖沙子、搬石头，不跟人说话。

日子是按钟点过的，几点上殿，几点用斋，几点熄灯，人跟着钟点走，脑子里的东西却赶不走。

他给儿子做过焰口，自己掏钱在庙里做法事。

按老说法，这是给亡人施食，让他在那边能吃得下东西。

在庙里那两年，环境安静，日子单调，他慢慢试着放下心里的怨气。

他后来跟记者说，儿子没了，打人的也是一帮孩子，人家的父母养孩子也不容易，时间把怨气磨掉了一些。

只是这份平复，没有扎根，心底那道坎始终跨不过去。

这两年，家里人等不到他的消息，慢慢也就不等了。

他女儿后来跟人说，父亲那阵子像换了个人。

庙里那两年，还有个女人跟他走得很近。

走之前，他跟她借了三万块钱，到后来还欠着一万二。

2003年6月他回西安，是她掏钱在青门小区租了套单元房，买了电视机，还给了他几千块零花钱。

两个人一周见一两回。

他老伴知道这事，曾经到那个女人开的干洗店闹过一场。

2003年6月，他回西安之后常去纸坊村转。

那几户人家的房子越盖越高，院墙换成了砖的，门口停着车。

当年判刑的，有的已经放回来了，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在街上走，见人还打招呼。

有一回他在街上碰见其中一个，对方也看见了他，两个人都没说话。

他后来跟记者讲，这些年，他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念头：这帮人里头，总该有一个被枪毙的。

真正让他心里翻个儿的，是那些细碎的事。

有人在街坊面前放话，说自己是从号子里出来的，打死过人，谁也别惹。

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在家里坐了一宿。

有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在纸坊村碰上其中一个。

他站在那儿，等着对方说一句"你是高明他爸吧，进来坐坐"。

对方回头看见他，吼了一句："你在我家门口干啥？" 那天夜里，他在酒店包了个房，一个人喝光一瓶酒，醒来结账，才知道自己睡了两天。

他跟记者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这几年，没有一个家庭来他家坐过，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过一句安慰的话。

他说他甚至幻想过，有谁上门来，认他做个干爸，哪怕就是当年动手的那几个。

他翻出了当年的判决书。

那上面七个孩子的家庭住址，门牌号、姓名，一个不缺。

他托人以两个化名在纸坊村租下四间房，说是放货。

租房的那个男子，是他私下联系上的，对方还替他弄到了这几户人家的大门钥匙和出租房的钥匙。

有了钥匙，进进出出就不用挑时候。

他买了假胡子、眼镜，出门前对着镜子戴好。

过年前，他往住处搬了不少"营养八宝粥"之类的礼品盒，还弄回一些包装材料。

那个女人看见这些东西，心里明白他要干什么，悄悄用车子把电视机拉走了。

大年初四，他打电话把她约到一家宾馆，两个人见了一面，从此没再见过。

那天她看见他身上带着一把手枪。

从2003年6月回西安，到2004年1月动手，中间隔了大半年。

这大半年里，他做的事很杂，也很琐碎：租房、搬东西、配钥匙、采购礼盒、准备各类物件。

一件一件办下来，跟过日子没什么两样，只是这些事凑在一起，是往一个方向去的。

【四】正月初五的"年礼"

2004年1月26日，正月初五。

白天，他戴上假胡子、眼镜，进了纸坊村那四间租来的房，把提前备好的物件一个一个摆好、调试。

这些东西是他1月16日就开始组装的，为了提升威力，里面额外加装了钢珠。

在他最记恨的两家，代某和刘某家对应的投放物，他准备了双份。

天黑了，他去找翟永平。

这是他租房的房东，一个吸毒的女人。

他给了一百块钱，说自己是个"办大货"的，让她帮忙给下线送点年礼。

她答应了。

两个人打了一辆出租车，一家一家地送。

他上楼，她在车里看着东西。

西北二路李某家。

莲湖路王某家。

枣园西路程某家。

末了是那家医院，东西放在神经科水房的门后。

这条路线是他白天就排好的，几家隔着几条街，车走走停停，一趟下来天彻底黑了。

他在楼上放下东西就走，不多看，也不敲门，下楼回到车里，让翟永平看着，接着去下一家。

末了那一站是医院。

神经科水房的门后，一个纸袋子往角落里一塞，不显眼。

那一份受了潮，后来没能响。

回到青门小区，他骑上摩托车，往44中去了。

凌晨两点，纸坊村刘某家的儿子起夜，拉开门，看见门口放着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脐橙。

脐橙底下压着一只小木匣，匣子上有个小绿灯，正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