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硕谈及中美关系时，提出一个颇有分量的提醒：美国若把中国视作可以凭借压力迫使退让的对手，恐怕会误判局势。所谓“谦卑”，不是示弱，而是承认力量变化，并据此调整政策。

这番话之所以引人注意，和阿富汗撤军带来的震动有关。2021年8月，美军结束在阿富汗长达近二十年的军事行动，喀布尔局势骤变，撤离过程也暴露出美国政策执行的困难。国际舆论随即再次讨论，美国是否正走上英国衰落的旧路。

两国确有相似处。曾经的英国依靠海军、贸易网络和殖民体系扩大影响，美国则在二战后建立起广泛的军事同盟，并凭借美元和国际机构占据重要位置。强国不仅有力量，也有塑造规则的能力；当其他国家不再完全接受其安排，主导地位便会受到考验。

但把两段历史简单画上等号，也站不住脚。英国的相对衰退，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财政消耗、殖民地独立以及工业竞争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虽然也经历战争开支、金融震荡和国内分歧，却仍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科技产业和盟友体系。衰退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更不是单凭一次撤军就能下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失去帝国并不等于国家消失。它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变化，资源和能力也受到约束。美国面对的同样不是一道“兴或亡”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在竞争者增加、旧有优势相对缩小的环境里维持影响。马凯硕所说的英国覆辙，重点正在于旧霸主若拒绝承认变化，可能付出额外代价。

他对美国战略的批评，主要落在认知和方法上。美国若没有清楚界定竞争目标，就把政策工具不断加码，容易把局部摩擦推向长期对抗。中国规模大、发展路径不同，不能被当作苏联的翻版。两国经济交往密切，竞争之外还存在气候、公共卫生等需要协作的领域。

冷战经验也不能照搬。美苏之间长期缺少密集的经济联系，双方关系以对峙为主；中美之间却有广泛贸易和产业往来。这样的联系不会自动消除矛盾，却意味着全面切断关系的成本很高。把所有分歧都塞进零和竞争的框架里，反而容易压缩外交回旋空间。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美国国内政治会影响对外政策。党派立场交替、选举周期和产业利益纠葛，使战略方向有时难以保持稳定。对手若只看到美国的军事和金融实力，忽略其内部决策的复杂性，判断同样会失准。大国竞争既是实力较量，也是耐心、政策连续性和风险管理的较量。

马凯硕并非只要求美国改变。他也强调，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开放和务实，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使中国与世界形成更深的利益联系。这个判断比“谁将取代谁”的口号更具体。国家实力不只看总量，还涉及创新能力、民生基础、产业效率和处理外部关系的能力。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当然不会只由中国实力决定，华盛顿的国内选择、盟友立场和国际环境都在其中。但实力变化会改变政策的代价。若遏制措施损害自身经济利益，又无法让中国改变核心立场，美国就需要重新衡量手段与目标是否相称。

所谓“以谦卑姿态对待中国”，并不是要求美国放弃自身利益，也不是预言美国必然衰落。它指向一种更现实的判断：竞争者已经不同于过去，旧经验未必能解决新问题。英国的经历提供了参照，却不是美国命运的判决书。阿富汗撤军所揭开的，是美国行动能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落差；马凯硕的提醒，则落在如何避免把这种落差变成更大的战略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