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参考文献
1.《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上海租界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3.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民国《申报》1936年7月至8月社会新闻版相关报道。
5.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租界警务与帮会相关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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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上海的暑气正盛。

南京路和西藏路交叉口，中央旅社那幢八层高的西式大楼立在街角，门口的黄包车一部接一部，穿白制服的茶房在门厅里来回穿梭。

下午三点多，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提着公文皮箱走进大堂，报了房间，转身进了电梯。

电梯下到一楼，门一开，里头已经挤满了中外客人。他往后退了半步，皮箱的硬角一歪，磕在前面一位女士的脚踝上。

女士穿一身时髦旗袍，疼得叫出了声。

年轻人用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连声道歉，腰弯得很低。

站在女士身旁的男人没有接话。

他浓眉阔嘴，身材魁梧，脸色红里翻黑，只把年轻人住的房间号记了下来。

这个人叫陆连奎，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副督察长，中央旅社是他自己的产业。

那位女士姓刘，是他身边最得宠的一位。

第二天一早，陆连奎带着六个巡捕闯进那间客房，借口检查违禁品，要开箱子。

年轻人不肯。

三记耳光落在脸上，走廊里听得清清楚楚，嘴角当场流了血。人随后被架下楼，塞进车里，押往老闸捕房。

那天夜里，陆连奎在旅社顶楼的套房里抽着雪茄，对身边人说过一句话：在上海滩，我陆某人的话就是规矩。

这句话后来被在场的人反复提起。

说过这句话的人，没过多久就掏出了一笔让他元气大伤的钱。两年后的同一个门口，他倒在汽车座位上，嘴里还衔着雪茄。

这桩从电梯里起头的事，得从这两个人的来路讲起……

[一]【半个租界，一个人说了算】

1936年的上海分成三块。

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管各的。租界加起来三十多平方公里，地面上的行政权、司法权握在各国领事和工部局手里，南京国民政府的手伸不进来。

公共租界警务处底下有十几个捕房，巡捕六千多人，规模在远东排得上头一号。

华人巡捕干最苦的活，拿最薄的饷，头顶上的位置却一直被洋人占着。

陆连奎是浙江吴兴人，1890年生。

家里穷，十五岁跟着老乡到上海讨生活，在英租界巡捕房打杂。

1911年，他考进公共租界警务处当巡捕，派在汇司捕房上差。

这人长得凶，办事却精炼，跑得快，记得住人脸，肯在雨里蹲半夜。1920年升了试用包探。

那年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有一笔公款被持械匪徒拦劫，案子交到他手上，人赃并获，不久转为正式包探。

1924年升副探长，1928年升正探长，1929年升总探长。

报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东方福尔摩斯；有些欧美人士干脆称他是上海警察史上最优秀的中国警察。

1933年6月24日，他升任副督察长。到1937年5月1日，才坐上正督察长的位子。

这个位子是公共租界警务处华籍人员里的最高一档，一句话能调动上千名便衣包打听。

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陆连奎在青帮里排通字辈，拜在黄金荣门下，据说门徒有两千之数，街面上听他调遣的小角色更多。

当时人评价，上海滩除去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位头等大亨，就数陆连奎最出挑；也有人说他与那三位鼎足而三，张啸林还要靠后一点。

他手里的产业一串一串：中央旅社、中南饭店、南京饭店，外加中央舞厅、中央书场、中南书场、南京书场，都是他自任总经理或董事长。

中央旅社和中南饭店还有个旁人比不了的好处，在里头吸鸦片不惧捕房干涉，别人吃鸦片要捉，这两处是公开的，生意因此格外兴隆。

钱多了，气也盛了。

上海话里把吹牛装大、盛气凌人叫作奎，街面上有句口头禅：你不要奎，你又不是陆连奎。还有一句是，碰着陆连奎，我得避开点。

这两句话，比任何履历都更能说明他当年在租界的分量。

他的日子过得极有规律。

上午到捕房办公，正午回池浜路14号寓所吃午饭，下午两点半到中央旅社经理室处理事务，然后再回捕房，风雨无阻。

出门常穿长袍，右手袖子里藏着一把手枪，身边原本有个巡捕当保镖，为了办事方便，常常被他遣回去。

这种排场，是拿二十多年积攒下来的底气撑着的。

底气足的人，最容易把规矩当成自己的东西。陆连奎在旅社顶楼那间套房里，雪茄味常年不散，谈事的、求情的、送钱的，一拨接一拨。

他很清楚租界的规矩是洋人定的，执行的却是他。上门的货被扣了，想开码头的来拜门，绕不过他这一关。

日子久了，他把这层关系当成了天经地义。

[二]【一只皮箱，三记耳光】

挨打的那个年轻人叫俞洛民，1908年生在浙江奉化。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来在军事委员会任职。

1936年7月，他被任命为特别采购专员，到上海秘密采购军用物资。

这年他二十八岁，说话带宁波口音，手里那只公文皮箱装的是要紧文件。

他的家世有些来历。伯父俞飞鹏做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堂兄俞济时是黄埔一期出身，时任军事委员会侍卫长，常年跟在蒋介石身边。

至于他和蒋介石之间那层亲缘，外界普遍认定他是蒋介石的外甥，也有人说只是同族近支、素来以甥舅相称。

这一层说法在当年就没人讲得清，报馆写稿时也只含含糊糊地用一句“蒋氏戚属”。

7月23日下午三点多，俞洛民提着箱子走进中央旅社大堂。

这幢楼在南京路和西藏路交叉口，八层高，西式立面，来来往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各路消息也在这里汇集。

他登记了房间，进了电梯。

电梯到一楼，门开，人往里挤。

他退了半步，皮箱的硬角磕在一位女士的脚踝上。

那位女士姓刘，二十来岁，卷发，碎花旗袍，是高跟鞋踩在大理石上会响的那种人。

她疼得叫出声来，声音很尖。

俞洛民立刻弯腰道歉，用的是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说了两三遍。

女士没消气，揪着他不放。站在旁边的陆连奎一直没开口，眼睛在他脸上停了几秒，随后把房间号记住了。

电梯里那点动静，放在平时不过是街头巷尾每天都会发生的小摩擦。

这一回不一样，因为被磕到脚的那个人，身边站着一个把整条街都当成自己院子的人。

第二天一早，房门被敲得山响。

门外站着陆连奎，身后跟着六个巡捕。

他的说法是接到举报，怀疑箱子里藏了违禁品，必须开箱检查。

俞洛民不肯，理由很简单，私人物品，没有凭证不能翻。他报了自己的名字，也提到在上海有朋友，人被打了，怕对方赔不起。

这句话把火点着了。

在自己的旅社、自己的地盘上，被一个外乡口音的年轻人堵了回来，陆连奎没有再讲道理，抬手就是一巴掌，接着又是一下，再一下，三记耳光打得又快又重，走廊里回声清楚。

隔壁房客后来回忆，那声音隔着一道门都听得见。

俞洛民的头被打偏，嘴角的血顺着下巴往下淌。

陆连奎边打边报了名号，说自己叫陆连奎，在上海滩还有点小钱，一两百万也赔得起。这话说得很有底气。

他的底气来自二十多年的经营，来自那身警服，来自背后工部局的招牌，也来自袖子里那把枪。

人被架下楼，塞进汽车，押到老闸捕房。箱子被翻了个底朝天，除了衣物和文件，什么违禁品也没有。

第二天的《申报》社会新闻版登了一条简讯，只说是旅社里起了纠纷，有人被带走，没提当事人的身份。

[三]【一间囚室，一部电话】

老闸捕房的囚室不大，十来平方米挤着五六个人，墙角堆着发潮的稻草，铁栅栏上挂着一层锈。

俞洛民靠着石墙坐下，右脸肿得发亮，白衬衫前襟一片暗红。

押他进来的巡捕在登记簿上写了名字、年龄、籍贯，写完就把笔一搁，没再多问。

他要求打个电话。值班的巡捕没当回事，只当是每个进来的人都要走一遍的过场。

他报出了南京两个名字，一个是俞济时，一个是吴铁城。巡捕抬起眼皮看了他一下，转身出去了，没给答复。

电话是他自己想办法打的。

他借了值班室的机子，先拨市政府，接线的说市长不在，他留了话，报了旅社的名字和房间号；又拨南京，线路转了几道，没接通。

他放下听筒的时候，走廊上的挂钟指着十点。

消息是怎么递到南京的，后来的说法不止一种。

一说是中央旅社的茶房看见了全程，悄悄给南京的熟人递了信；一说是俞济时那边先得了消息，才惊动了南京。

还有一说更简单，吴铁城当晚就接到了南京打来的电话。三条路，哪条真，哪条假，现在分不清。

能确定的是，那一夜南京确实动了。

十点钟刚过，吴铁城公馆的电话响了。

吴铁城是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在军政两界都有分量，跟租界工部局也能说上话。

他听完电话，搁下听筒，随即拨了陆连奎公馆的号码。

这时候的陆连奎，正在中央旅社顶楼套房里。

雪茄刚点上，茶刚端起来，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的时候，语气还带着饭后的松快。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问的是一句极普通的话：今天是不是抓了一个奉化姓俞的年轻人。

陆连奎答得也顺，说是有一个，涉嫌携带违禁物品，正在核实。那头停了几秒，才把后半句递过来：这位姓俞的，奉化人，堂兄在南京任职。

听筒放下，屋里只剩雪茄烧着的细响。

桌上那杯茶没人再动。

[四]【一层一层压下来】

陆连奎在上海滩混了二十多年，什么场面都见过。

他打过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被一车士兵绑走，低头认过错，也没伤着筋骨。

这一回他用的还是那套老办法：找人说和，花钱抹平。

他连夜赶到老闸捕房，亲手打开手铐，把人请出来，弯腰道歉。

值班的巡捕后来回忆，这个平时在捕房里说一不二的人，那一夜显得慌乱，弯下去的腰很久没有直起来。

俞洛民没接他的话，只收拾了东西，回了旅社。

人放出来了，事没有完。吴铁城的态度很明确，租界警察闯进客房打人、没有凭证抓人，这不是一句误会能抹掉的。

市政府向工部局提出了交涉，淞沪警备司令部那边也开始过问。陆连奎的几处产业，一夜之间成了别人嘴里的谈资。

他先找师傅。黄金荣的门槛，他二十多年前跨过；这一回跨进去，师傅端着茶碗，话说得客气，意思却清楚：这事太大，帮不上。

杜月笙那边传回来的话更短，让他花钱消灾。

张啸林则趁他急着用钱，压价压到骨头里，几处铺面半卖半送地盘了过去。

三个人的态度放在一起，上海滩的人情冷暖，一目了然。

他又找到老相识褚民谊。褚民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跟南京说得上话，愿意从中沟通。

这条线搭上以后，事情往回收了一点，价码却一直没有谈下来。

真正把话说到点子上的，是虞洽卿。虞洽卿是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同乡，早年接济过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租界两头都吃得开。

那几天他家书房的灯亮到后半夜，桌上摊着两样东西，一份是陆连奎的财产清单，一份是南京方面的口径。

南京方面的口径，出自一句很轻的话。

蒋介石听完汇报，答复的意思是这个陆连奎既然这么有钱，眼下国难当头，航空救国正需筹款，就让他捐十架飞机给国家。

话说得不重，落下来却极重。当时一架战斗机造价几十万银元，十架算下来接近二百万，正好是陆连奎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家当。

这份清单被逐项核过。

中央旅社、中南饭店、南京饭店，几处房产，几间铺面，暗地里的股份，连同顶楼那间常年飘着雪茄味的套房，都被折算成银元，一行一行写下去。

写到最后，纸面上那个数目，跟他能拿出来的现钱，差着一大截。

谈判在虞洽卿的书房里来来回回，谈了三天。

陆连奎的价码往上抬，南京的口径往下压，中间隔着的是整个上海滩的眼睛。

报馆的记者守在旅社门口，警界的人在等结果，青帮的门徒在打听消息。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张纸上，等着看这十架飞机怎么落地。

那几天里，陆连奎做过一件事：把自家产业的账本全部搬进书房，一页一页翻，翻到深夜。

账本上的数字他很熟，可这一回，他算的不是进项，是能填进去多少。

而当那份清单被逐项核过、连顶楼套房都折算成银元之后，账面上那个数目摆在那里，任谁都能看出，这一回要赔进去的远不止是钱。

至于这十架飞机最后折成了什么，谈下来的数目又是多少，得从虞洽卿书房里那场磨了三天的谈判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