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对于我军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彼时抗战刚刚结束不到半年，内战全面展开，部队处在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型的关口，编制在调整，防区在重划，高级指挥员承担的压力比抗战时期更为集中。
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军有七位高级将领相继离世。他们中有的牺牲于空难，有的病倒在指挥岗位上，有的倒在战场前沿，有的在后方被特务暗杀。
离开方式各不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军队在需要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的时候，永远失去了他们。
七人当中，叶挺、罗炳辉、关向应三人的履历和职务，使他们后来被放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讨论。
当时关于元帅人选的考量，主要在三个层面：
人民军队创建阶段的重要领导者或参加者；
土地革命时期主力红军的军团级或方面军级主官；
抗战时期八路军师级或新四军军级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的主要指挥者。
按这三个标准去看，叶挺、罗炳辉、关向应各自在不同的维度上接近或达到了元帅的门槛，但又在另一些维度上留有缺口。
首先，叶挺的位置最清楚，也最特殊。他是北伐时期独立团的团长，这支部队后来走出了大量开国将领。
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广州起义时是红军总司令。
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军长。这三段经历分别对应了人民军队的三个来源：北伐铁军、南昌起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改编而来的新四军。
1955年授衔时，新四军系统需要有代表人物进入元帅序列，陈毅最终位列元帅，而叶挺作为新四军军长，在这个位置上的分量比陈毅更靠前。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妻子李秀文、秦邦宪、邓发、王若飞等从重庆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此时距他出狱到重新入党还不到一个月。
如果叶挺活到1955年，他进入元帅序列几乎没有疑问，真正的问题可能只是排序，他大概率会排在朱德之后、其他元帅之前的位置上。
罗炳辉的路径与叶挺不同，他不是起义领导者出身，而是从旧军队中率部起义加入红军，一步一步从团长成长为军团长。
红一方面军下辖四个军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五军团董振堂，都是元帅或元帅级人物，而九军团的军团长就是罗炳辉。
长征途中，红九军团承担了多次牵制和佯动任务，被周恩来称为“战略轻骑”。伟人对他的评价很具体：“战争经验丰富，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
这种评价不是简单的赞扬，而是对他在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实际指挥能力的认定。
抗战后期罗炳辉在新四军的职务是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在新四军系统内的位置排在陈毅之后。
1946年6月21日，他在指挥枣庄作战期间突发脑出血去世，年仅四十九岁。
以红九军团军团长的土地革命履历，加上新四军副军长的抗战履历，罗炳辉如果活到授衔，至少是大将的确定人选，元帅也并非没有可能。
只是他的早逝切断了一条从军团主官通往元帅序列的完整路径。
关向应的情况比前两人复杂。他的角色主要是政治工作，而非军事指挥。
红军时期他是红二方面军政委，与贺龙搭档；抗战时期他是八路军120师政委，仍然与贺龙搭档。
在红二方面军和120师的体系中，贺龙是军事主官，关向应是政治主官，两人的合作关系持续了十五年。
1955年元帅评定中，政工干部的代表人物是罗荣桓，而关向应的资历在政工系统里比罗荣桓更老，他是六大中央委员，红军时期就是方面军政委，抗战时期是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的政委。
如果关向应活到1955年并且继续在军队系统任职，他进入元帅评议范围是没有疑问的。
但政工干部能否在元帅名额已经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再占一席，涉及的因素比单纯的资历更复杂。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病逝于延安，长期积劳成疾是直接原因，去世时年仅44岁。
他的“元帅之姿”在于履历的完整性和政工系统的代表性，不确定性则在于授衔时政工干部的名额分配本身就没有留给红二方面军第二个席位。
另外牺牲的四位将领，没有放在元帅讨论范围之内，但放在1946年的战场现实里，同样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李兆麟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杨靖宇、赵尚志牺牲后，他和周保中是东北抗联在东北境内坚持到最后的标志性人物。
1946年3月9日，他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36岁，此时距抗战胜利不到七个月。
东北抗联的将领如果在解放战争中继续指挥作战，其在东北战场上的地方经验和群众基础是关内调去的干部难以替代的。
谢祥军是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1946年10月涟水保卫战中，他在前沿察看敌情时被狙击手击中腹部牺牲，年仅32岁。
吴大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旅旅长，1946年10月在巨野战役中遭炮击牺牲，年仅35岁。
黄世德是中原军区鄂皖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9月在蕲春掩护部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年仅32岁。
他们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都已经是纵队、旅或军分区的独立指挥员，都牺牲在部队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1955年授衔时，这个年龄段和职务层级的干部大量成为中将和少将，其中一部分人继续成长为大将或上将。
他们的缺席不会改变元帅名单，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军级和师级指挥员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