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的转折关头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促成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扭转红军危局的核心人物，两人后来逐步退出中央一线核心决策层，不是单一原因造成，是身体条件、岗位分工调整、个人工作侧重、组织制度演变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长征路上，王稼祥因为第四次反围剿时期遭敌机轰炸，腹部弹片一直没能取出，伤口反复感染，全程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和张闻天、毛泽东一路交谈，看清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坚定站出来支持改变路线。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会后由他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王稼祥进入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参与红军军事决策，这一段经历，也是两人在党史上分量最重的一段。

王稼祥的情况，很大程度上被伤病制约。长征结束之后，他的腹部旧伤持续恶化，经常高烧，难以承担长期高强度的前线指挥和中枢值班任务。1937年，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病，在莫斯科一边疗养，一边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对稳定延安的领导格局起到重要作用。之后他长期负责军委总政治部工作，主持军队政治建设。但他的身体始终没有根治，时不时需要停下工作休养。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他落选正式中央委员，这是当时不少代表对他早年教条主义时期的历史问题印象较深，加上他重病没能到会参会，大家对他在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关键贡献了解不足造成的。经过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说明他的功过，后续选举中，王稼祥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王稼祥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外事工作，担任中联部部长，负责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交往，不再参与国内大政方针的一线核心决策。1962年，他结合当时国内困难、国际复杂的局面，提出对外工作的调整建议，这份意见后来在运动当中遭到批判，他也在这之后基本退出领导岗位。

建国之后，张闻天转入外交战线，出任驻苏联大使，之后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外交领域，主张量力开展对外援助，坚持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这些想法都来自他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地调研。1959年庐山会议，他针对大跃进中的问题，系统发言谈经济建设、党内民主的问题，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外交部领导职务，之后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做特约研究员，埋头研究经济理论，不再参与政务决策。

淡出核心决策层，不等于被排斥或者不再为党工作。张闻天即便离开书记处，在东北根据地、外交岗位上，依旧持续输出自己的见解；王稼祥带着重伤，长期主持军队政治工作、党的对外联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岗位，只是不属于统筹全局的最高决策核心。延安时期之后，党的领导体制慢慢稳定，书记处集中处理日常重大事务，岗位分工更加清晰，军事、党务、经济、外交分线推进，很多曾经在转折关头发挥作用的干部，会根据特长、身体情况分配到对口战线。

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属于理论型干部，在革命战争后期，全党工作重心越来越偏向军事斗争、根据地治理、经济恢复这类实务工作，他们更适合做理论梳理、政策调研、对外沟通这类工作。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党需要不同类型的干部站在决策前台。长征时最紧迫的是纠正军事错误、保住红军，所以他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等到路线稳定、领导格局稳固之后，组织就按照每个人的条件重新安排岗位。

他们在遵义会议这个生死关口的贡献，始终被党史明确记录，不会因为之后岗位变化被抹去。张闻天晚年在肇庆的软禁环境里，还坚持写下大量理论笔记，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王稼祥在病痛之中，一直关注国际局势和党的对外路线。时代任务不断变化，领导班子和岗位分工随之调整，这是革命进程里很正常的现象，他们的选择和经历，也是那段复杂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