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里有一幕，湘江之战后，红军损失惨重，博古情绪崩溃，嘴里反复念叨："这下该怎么向王明同志交代。"这一句台词，把容易被误读的一层责任关系给点透了。很多人一提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习惯性就把账记在博古头上，或者记在李德头上，可这两个人真该背全部的锅吗？真正要为这次失败负责的人，从头到尾没上过战场，没到过苏区，这个人叫王明。

先把责任链条理清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不是某个人在战场上指挥失误，而是一条路线出了问题，源头就在莫斯科。王明当时人在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远程遥控，一步步把脱离实际的错误方针贯彻下来。

王明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了解当时的局势。他没在苏区待过一天，不知道什么是山地游击战，不知道根据地怎么打反"围剿"，更不知道真实情况。他满脑子装的是苏联十月革命那套经验，硬套到当时红军的头上。王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给开的方子，压根不针对病症。

更要命的是，王明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反省。长征他没参加，苏区他也没去，等后来回国了，延安期间他的检讨也是被动的、不情不愿的。他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认清这条路线错在哪，这是他和另外两个人的根本区别，他是源头，却最不肯认账。

再说李德，这个德国人被严重高估了。他在苏联原本只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实战经验有限得很，根本算不上什么军事家。他只是恰逢其时被派到中国，又赶上博古这个对共产国际权威盲目信服、肯全盘放权的人，硬生生被推到了一个远超他能力的位置上。李德不懂中国，他搬来的是欧洲正规战那一套。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让装备简陋的红军跟敌方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搞"短促突击"，用自己的短板去碰对方的长板。广昌一战就是例子，红军在开阔平地上跟装备坦克大炮的敌人硬拼，伤亡五千多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样的仗打下去，根据地怎么守得住？等到遵义会议撤销了他的指挥权，李德心里是不服的，但他还是跟着队伍走完了长征。

三个人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博古。博古本名秦邦宪，出身无锡书香富庶世家，会俄文、懂理论、上过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多岁就进了领导层，速度快得离谱，快到他还没来得及真正吃透中国的地形、乡村、敌我力量，就已经站在了最吃重的位置上。

博古的问题，不在他坏，而在他太信。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成圣旨，以为照搬执行就万事大吉。湘江之战前，他和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转移，硬要冲过敌方已经部署好的第四道封锁线，去跟红二、六军团会合，结果损失惨重。红军出发时8.6万人，过完湘江只剩3万出头。

博古看到遍地红军战士的尸体，想到自己把队伍带成这样，心里又难过又自责，在行军路上掏出手枪朝自己比划，被警卫夺了下来，喃喃地说对不住这些人。可这时候，他认的只是"指挥糟了"，还没认"整个路线错了"。他还在想着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敌我力量悬殊。

遵义会议上，这个矛盾彻底浮现了出来。博古作总结报告，把失败归因于敌人过于强大、外部条件恶劣，回避了路线本身的错误。遵义会议据此调整了领导分工，取消"三人团"，博古的指挥权被拿掉。

但有意思的是，博古没有记仇。会后他没有另立山头，没有把批评当成私人恩怨，而是继续坚持原则、服从大局。到了陕北之后，他慢慢醒悟过来，他完成了从教条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三个人里唯一能够主动作深刻检讨、承担自身责任的人。

把这三个人的账摆在一起看，就很清楚了。王明定路线，是源头；博古执行路线，是落实者；李德执行指挥，是末端执行人。三个人责任层级完全不同。骂李德，骂的是那个被能力错配推上台的外国人；骂博古，骂的是那个太信权威的年轻负责人；可真正的根子，在于王明那条脱离实际的教条路线。不追到源头，只在台前的人身上使劲，这场失败就永远说不清。

看《伟大的长征》，别只盯着湘江边那个崩溃的博古，也别只骂那个地图前比划的李德。真正为失败负责的人，是那个坐在莫斯科办公室里，隔着千山万水遥控红军的王明。明白这一点，才算读懂了这场失败到底败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