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谁料，因为张国焘的野心爆棚，他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坚持要南下退守川康边。

张国焘一方面是想要通过南下脱离中央控制，完全掌握最高指挥权，其实他也极度惧怕和战斗力强的胡宗南部作战，认定北上陕北会直接撞上国民党军的重兵封锁，认为红军根本无力突破。

他觉得川北、甘南一带敌军布防严密，贸然北上只会让疲惫的红军陷入绝境，远不如南下川康边安全。

他错误估计了川康边的地理和群众条件，认为川西平原物资充足，能快速建立起稳固的四川根据地。

他完全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和当地贫瘠的自然环境，以为南下能轻松避开强敌，快速补充兵员和物资。

他长期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经营，所有的作战经验和核心班底都扎根在西南地区，对川西北的地形、敌情更熟悉。他不愿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舒适区，对中央提出的陕北区域没有信心，想留在自己熟悉的西南区域发展。

其中，坚决拥护张国焘南下决定，对毛泽东出言不逊的，有一位张国焘的助手李特。

不过李特和张国焘的目的不同，李特支持张国焘，并非出于个人野心。

李特原名徐克勋，安徽霍邱人，曾留学苏联系统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后，被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加入红四方面军，逐步升任了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一直都是张国焘的直接下属。

他从普通参谋逐步升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所有职务晋升、工作安排都由张国焘主导，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最核心的军事助手之一。

李特作为留苏归来的高级军事人才，在红四方面军体系内得到了张国焘的充分重用。

张国焘不仅放手让他参与全军作战筹划，还任命他兼任红军大学教育长，把培养全军军事骨干的核心权力交给他，这种信任让李特对张国焘一直有强烈的认同感。

两人都有长期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对当时苏联的军事理论、政治逻辑的认识都很一致。

李特全程参与了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是红四方面军本土成长起来的核心将领。

他身边的战友、下属全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曾客观评价，李特本质是纯粹的职业军事干部，他的拥护更多是执行上级命令，不是主动参与分裂活动。

李特作为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长期在红四体系内任职，更熟悉张国焘的指挥部署，对中央的北上战略存在信息差和认知偏差。

1935年9月9日晚，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次日凌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发现了。

李特接到陈昌浩的命令，带着骑兵部队飞马追赶中央北上队伍，任务是要带回红军大学里原属红四方面军的学员。

他追上队伍后情绪激动，一边用皮鞭抽打不愿返回的红四干部，一边冲着毛泽东嚷，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毛泽东不愿红军自己内部起冲突，当面晓以大义。

李特最后被李德制止，没有进一步激化冲突，最终带领所有红四方面军学员折返南下，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则继续跟随中央北上。

李特随张国焘率领的南下部队行动，全程参与了川康边的作战指挥。

但南下部队在百丈关战役中惨败，伤亡近万人，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原定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彻底落空。

红四方面军从8万人锐减到4万人，张国焘的南下彻底宣告失败。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抵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央的持续争取和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李特随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最终在1936年10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回忆录中客观评价，李特本质是执行上级命令，本人并没有搞分裂的个人野心‌。

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全程参与指挥了河西走廊的艰苦转战，在部队陷入绝境时，主动留下，带领分队掩护主力突围，最终仅带数十人翻越祁连山抵达新疆星星峡。

1938年初，他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当时王明等人的错误肃反政策诬陷为“托派”，遭到秘密处决，只有36岁。

他最终也没能牺牲在抗日战场。

历史最终为他平反，199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这份迟来的认定，告慰了这位走过长征、血战河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