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1955年授衔的时候，成为代表红四方面军的大将人选。在军衔评定阶段，中央需要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当中，确定一名大将代表，李先念作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重要领导，明确表态，这个大将，除了王树声，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红四方面军当年是红军当中规模很大的一支主力部队，鼎盛时期部队有十万之众，诞生了大批能打仗的将领。徐向前已经确定为元帅，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代表了这支部队最高的历史地位。接下来，在大将名额里面，需要选出一名能够代表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这件事在评衔会议上被反复讨论过。

王树声很早就参加革命，黄麻起义的时候就投身斗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家族里十几个亲人投身革命，大部分都牺牲了，到最后就只剩他一人活下来。土地革命时期，他一路升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协助徐向前指挥全军，参与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之后三过草地参加长征。西路军西征的时候，他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部队遭遇惨重失败，队伍打散之后，他孤身一路乞讨，历经千难万险才回到陕北延安 。

抗日战争阶段，王树声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和李先念搭班子，中原突围的时候，两人一起带领部队冲破国民党重兵包围。突围之后，王树声带领部队开辟鄂西北游击根据地，之后随刘邓大军重返大别山，组建鄂豫军区，清剿当地土匪，重建大别山解放区，为中原地区解放立下不小功劳。

李先念和王树声，两个人都是湖北麻城、红安一带走出来的，从红四方面军时期就长期共事，后来中原军区又再度搭档，彼此十分了解。1955年评衔工作推进，中央在研究大将名单的时候，要考虑各个红军方面军的代表性。徐向前已经是元帅，接下来四方面军的大将代表人选，有不少备选干部，有一些人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级别也很高。

毛泽东当时在内部会议上问到，红四方面军，大将定谁比较合适。在场的李先念，结合对各个将领资历、历史职务、部队代表性的考量，直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个大将，除了王树声就没人了。

李先念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是只看解放战争后期的职务高低。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岗位，王树声只是正兵团级，按照当时的基准标准，正兵团级普遍对应上将军衔。但是军衔评定不单单看解放战争，红军时期的历史职务、在红四方面军当中的历史地位，是非常关键的参考因素。王树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这个职务，是红四方面军当中仅次于总指挥徐向前的二号军事主官，这个资历在四方面军的将领里面，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当然也有客观现实，西路军惨败，是王树声一生难以释怀的经历。但中央对于西路军失败，早就作出过历史结论，失败主要是当时多种复杂客观条件造成，并不把全部责任算在王树声个人头上，依旧承认他为革命做出的全部贡献。

那时候李先念本人，原本也在大将候选名单之内，以他的资历和战功，授大将完全够条件。但是建国之后，李先念已经转到地方工作，主持湖北省的党政工作，不再担任军队实职。后来中央征求意见的时候，李先念主动表态，自己不要军衔，于是就退出了授衔名单。

最后综合各方意见，中央确定，徐向前为元帅，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授予大将军衔。1955年9月27日，授衔典礼在北京举行，王树声正式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一批的大将当中，徐海东也出自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是从鄂豫皖苏区发展出来的，和红四方面军渊源很深，这样也兼顾了鄂豫皖各个部队的历史代表性 。

授衔之后，王树声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先后担任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职务，投身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还牵头主持红四方面军战史的编撰工作。1974年，王树声在北京病逝。

军衔评定，不只是看某一个阶段的战功，更要尊重各个革命根据地、各个红军部队的历史脉络。王树声能够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大将代表，一方面来自他自身从黄麻起义一路走过来的革命履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同为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先念，基于对历史的考量给出的明确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