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外，贺龙听完国家足球队接连失利的汇报，没有立即批评教练，也没有追问某个球员的责任，只问了一句：“队伍还能不能吃苦？”这句话，成为那次整顿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初期，足球并不是一项成熟的国家事业。场地少，器材缺，专业教练更难找。可在贺龙看来，困难并不等于可以降低要求。体育代表团走出国门，代表的不只是胜负，还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精神面貌。

1952年，贺龙参加新中国体育工作的筹建。1953年，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个久经战阵的将领，转而负责体育，起初有人觉得不太合适。贺龙却没有把体育当作“玩球”，而是把它看成培养纪律、意志和集体观念的重要工作。

他很清楚，足球不能靠临时拼凑。1951年前后，国家足球队开始组建，教练、球员、训练制度，都要从头搭起来。贺龙没有一味等待现成的人才，而是把目光投向军队、地方和工厂，从各地挑选身体条件好、反应快、敢拼敢抢的年轻人。

有意思的是，很多被选中的人并没有马上答应。有人已有稳定工作，有人舍不得原来的生活，还有人根本没踢过系统的比赛。贺龙劝上海教练镡福祯时说：“做一个普通干部，机会总会有；真正懂足球的教练，却很难找。”这番话，打动了镡福祯，他后来参与了国家队的训练工作。

球员方面，贺龙也不讲虚套。西南军区的曾雪麟弹跳能力突出，贺龙多次与他谈话，希望他改踢足球。大连的孙福成身体强壮，脚下技术也有特点，贺龙同样设法把他吸收到队伍中。今天看来，这种选材方式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在当时，它解决了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的问题。

队伍有了，差距依然明显。国内球员缺少高水平比赛经验，对欧洲足球的训练方法、战术配合和比赛节奏都不熟悉。1954年，中国足球队赴匈牙利学习训练。那支队伍当时是欧洲强队，训练强度和战术要求，都给中国球员上了实打实的一课。

临行前，贺龙反复提醒队员，出国学习不是游历。有人回忆，他曾强调每名队员的培养费用都来之不易，背后是国家和人民的投入。队员们到了匈牙利以后，训练十分刻苦，学习传接球、跑位、盯人和整体防守，也逐步明白，足球不是单靠个人脚法就能取胜。

这次学习没有让中国队立刻成为强队。1955年，中国队与南斯拉夫队交手，实力差距仍然明显。但失败也让队员看到了方向：身体训练要加强，战术纪律要落实，比赛中的临场判断更不能靠运气。此后，中国队通过一场场国际比赛积累经验，逐渐摆脱了只会凭劲头踢球的状态。

到了1958年和1959年前后，中国队在与苏联、匈牙利等队伍的比赛中取得过平局和胜利，整体水平出现提升。1959年，中国队战胜匈牙利二队，给国内足球界带来很大鼓舞。那几年，国家队参加比赛较多，球员获得了过去难以想象的锻炼机会。

但成绩一上升，问题也跟着出现。部分队员开始重视名气，忽视训练；有的人在场上怕担责任，遇到硬仗便退缩。1964年前后，中国队在一些比赛中的表现起伏很大，输给实力并不占优的对手，更暴露出作风松散、意志不够坚定的问题。

贺龙的处理方式很直接。他没有把整顿停留在口头批评上，而是暂时打散原有队伍，把球员送到部队基层接受锻炼。民间常把这段经历概括为“下六连”。具体执行情况在不同回忆材料中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核心做法是明确的：让习惯了聚光灯和掌声的运动员，重新过集体生活，参加高强度训练，接受严格纪律约束。

“踢球不是特殊待遇，场上要拼，场下也要过硬。”这是贺龙整顿队伍时反复强调的意思。

这一步，才是标题中所谓的“一招”。它并没有增加什么先进器材，也没有花重金引进名教练，而是先解决人的问题。球员每天按军队要求作息、训练和生活，体能被重新拉起来，怕苦怕累的毛病受到约束，队友之间的配合也不再停留在口号上。

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球员回到赛场，精神面貌明显改变。过去遇到身体对抗容易退让，后来敢于迎着对手争抢；过去领先后容易松劲，后来更加重视防守和执行战术。足球水平的提高，往往并非只靠技术动作，队伍作风同样决定着比赛下限。

1973年，中国队参加多场比赛，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战绩，全年十四场比赛中十三场获胜、一场战平的说法，见于当时的相关记载。这个成绩说明，早期中国足球并非没有基础。那批球员经过训练、比赛和整顿，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团队意识，在亚洲范围内具备竞争力。

当然，贺龙并没有凭一次整顿就解决中国足球的全部问题。青少年培养、联赛制度、教练队伍和国际交流，仍然需要长期建设。遗憾的是，后来国内足球发展几经波折，早期形成的训练体系没有始终保持。

贺龙抓足球，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他讲了多少大道理，而是他敢于从队伍最根本的地方动手。先建班子，再找教练；既学外国经验，也保留自身作风；成绩下滑时，不护短，不迁就，直接把队伍拉回纪律和训练之中。那支曾经走到亚洲前列的国家队，正是在这样的强硬整顿里，重新找回了比赛的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