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陕北靖边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正在一间窑洞里研究战局，陈赓坐在地图旁，听得多，说得少。屋外烈日灼地，屋内却没有半点轻松。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军主力被迫转移，下一步往哪里走，牵动着整个战场。

关于“开会七天，陈赓六天沉默”的说法，后来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广泛流传。它未必是逐字逐句的会议记录，却抓住了陈赓的一种作风：没有把握时不抢着发言，一旦开口，往往已经把敌我态势、行军路线和后勤困难反复推演过。

当时的陕北并不适合长期硬守。胡宗南部队占据兵力和装备优势，中央机关虽然成功转战，但陕甘宁边区始终承受着军事压力。若只在黄土高原上兜圈子，敌人可以凭借交通和补给逐步压缩空间。要破局，就得把战火引向敌人防守薄弱、却又关系全局的地区。

陈赓真正关注的，不只是眼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黄河以南的豫西。那里连接陕北、晋南、豫西和中原，既能威胁国民党军的交通线，也能把敌人的重兵从陕北牵走。只要有一支能打、能走、能在陌生地区站住脚的部队渡过黄河，西北战场就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有意思的是，陈赓并没有把设想说成一句空泛的“主动进攻”。他考虑的是部队过河之后如何落脚，怎样取得粮食，如何同地方力量建立联系，又如何应付敌军从洛阳、潼关等方向展开的堵截。军事行动一旦离开熟悉根据地，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冲过河，而是冲过去以后能不能活下来、站起来。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在听取意见时曾问过陈赓：“你看，渡河以后能不能打开局面？”

陈赓回答：“能不能站住，关键看动作要快，不能给敌人合围的时间。”

这番话的分量，正是在于它没有回避风险。南渡黄河意味着部队要远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依托，作战半径大幅增加，弹药、粮秣和伤员转运都比过去困难。可若继续守在原地，敌人会把优势慢慢变成胜势。两相比较，主动出击反而可能争得一线生机。

1947年7月下旬，小河会议讨论的正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问题。中央作出的部署，并不是把希望押在某一支部队身上，而是通过多路出击，迫使国民党军队难以集中兵力。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所部转向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则承担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任务。

这几路部队方向不同，却互相牵制。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敌军不得不调集重兵围堵；陈谢兵团从晋南方向渡河，直接威胁豫西；陈粟部队在另一侧展开行动，使国民党军难以判断主要突击方向。所谓“哑铃”，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战术口号，而是用几支力量拉开空间，让敌人的兵力优势无法同时发挥。

陈赓所部于1947年8月南渡黄河，随后进入豫西。渡河之后，部队连续作战，先后在灵宝、陕县、洛宁、宜阳一带活动，逐渐打开局面。战斗并非每次都顺利，部队也付出了伤亡，但豫西一旦被撬动，陕北和晋南所承受的压力便得到缓解。

有人只记住了陈赓在战场上的果断，却忽略了他在会议上的沉默。其实，沉默并不等于没有主见，恰恰可能是判断尚未成熟时的克制。等到他把地图上的黄河、洛阳和豫西连成一片，提出的就不再是局部突围，而是一种能够配合全国战局的行动方案。

毛泽东后来重视陈赓，原因也正在这里。陈赓善于打硬仗，更懂得把一次战斗放进整个战争中衡量。他敢于提出南渡黄河的设想，也明白部队一旦出发，就必须用速度、机动和连续作战弥补兵力不足。

1947年的豫西战场，成为解放军由防御转向进攻的重要一环。陈赓兵团的行动没有单独决定战争走向，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部队转战中原彼此呼应，使国民党军原有的战略部署被迫改动。那场窑洞里的长时间讨论，最终落在了一支部队渡过黄河后的每一步行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