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生活的男人》是导演张恒准的第六部长片作品，这是一部讲述朝鲜历史上“最孤独的君主”——端宗生命最后时光的历史题材电影。

“癸酉靖难”之后，被夺走王位的端宗李弘暐（朴志训饰）来到流放地生活，并与村长严兴道（柳海真饰）等村民产生了羁绊。影片不依赖宏大场面或政治叙事，而是更接近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情感剧，这种选择在商业层面或许存在限制，但强化了作品的情感深度。

截至4月15日，《与王生活的男人》已经赢得1644万观影人次，此成绩不仅成为韩国影史第二，还在累计销售额上刷新了影史第一《鸣梁海战》保持多年的纪录。作为疫情以来最受欢迎的韩国电影，它将在观众心中持续引发共鸣。

《与王生活的男人》

“癸酉靖难”与端宗的覆灭

想要看懂这部电影，需要对“癸酉靖难”有一定的了解，它被视为朝鲜前期政治史的重要转折点，是一场由端宗的叔父首阳大君发动的政变。1452年，文宗突然去世，年仅12岁的端宗即位。幼主登基使朝政主导权在大臣与宗室间出现摇摆，王权真空引发了一系列斗争。

首先抓住这一契机的便是首阳大君，他通过结成政治同盟，与谋士韩明浍共同策划政变。1453年，他开始独揽实权，逐步控制朝局，并于1455年废黜端宗自立为王，即世祖。可政治冲突仍未终止，一些忠臣还在持续尝试恢复端宗的正统王位，最终酿成了1456年骇人听闻的“死六臣”事件——复辟行动败露并遭到镇压，参与者被残忍杀害或赐死。

这一系列事件使世祖意识到，端宗依然是潜在的政治威胁，于是他将端宗降为鲁山君，贬至江原道宁越的清泠浦。仅四个月后，端宗的生命就走到了终点。关于其死因史料存在着分歧，虽普遍认为他是被赐死，但亦有记载称端宗拒绝服毒后遭到杀害，或以弓弦自尽。这种不一致反映出历史记录本身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同样体现在他后事的处理上。

影片中另一关键人物——严兴道，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登场。导演以此为出发点，将原本只在端宗死亡后才出现的人物，前置到了他生前的关系中，重构为叙事核心。“癸酉靖难”作为极具戏剧性的政治事件过于“出彩”，导致人们忽略了端宗个人生命的细节，《与王生活的男人》正是从这一空白出发，以想象填补了史书未曾记载的“最后时光”。

史载中的严兴道只是宁越的一位普通官员，端宗的遗体曾一度被弃置官署之外，是严兴道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安葬。

“我是和你们一样的‘人’”

在影片开场，被废黜的端宗李弘暐被流放至清泠浦，与负责管理流放地的严兴道及广川谷的村民相遇。严兴道为振兴村庄而“引入流放者”的设定，属于导演构建的叙事起点。

广川谷并非真实的地理位置，而是电影虚构的空间，但清泠浦却有现实原型，且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三面环水、一面峭壁，虽属陆地，实则形同孤岛。这种特殊的地貌不仅造成了物理意义上的流放，也暗示了端宗心理上的孤立。

起初，村民对这位被流放的王并无兴趣——他们期待的是此事能带给民生的积极影响，而非王族本身。但渐渐地，人们开始以平等的视角看待端宗。在这一过程中，“饭桌”成为一个重要的意象：个体的供食道具转变成共同体的连接装置。

村民每日为他送去精心准备的白米，他却觉得难以下咽——既因失去王位愤怒，也有对追随者惨死的愧疚。随着时间流逝，村民像照顾孩子般关心他，而他也开始接受这种情感，吃饭这件事从单纯的进食成为关系认可的媒介。

转折的契机发生在端宗射杀威胁村民的老虎这一事件，这让他从“寻求庇护的少年”转变为“有能力守护他人”的存在。最终他与村民共享饭桌，跨越了君主与百姓的身份界限，成为影片核心主题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

在影片结尾，端宗拒绝饮下毒酒，选择以弓弦结束生命，而拉动弓弦的人正是严兴道，他含泪说道：“该渡河了。”这里的“河”不仅是地理界线，更是生与死、王与民、权力与责任间的分界。饰演端宗的朴志训，收放有度地展现了愤怒与悲伤交织的复杂情绪；饰演严兴道的柳海真，则在现实质感与人性温度间取得平衡，成为影片情感的重要支点。

权力本质的再定义

长期以来，韩国的历史剧多围绕王位继承或宫斗展开，这既源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戏剧张力，也因为权力的易手更容易构建具有冲击力的叙事结构。尤其是朝鲜前期的政治事件，曾反复被以这种方式呈现。然而端宗这一历史人物往往只作为一位有着悲剧结局的“年幼君主”被消费。

相较于胜负成败的故事，他作为个体的人生反而不为人知。《与王生活的男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与现有历史剧形成差异，它放弃了对史实的描述，转而将目光投向其后的时间——失去权力的王在流放之地如何面对情感与选择。

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意味着支配与控制，《与王生活的男人》则将其理解为一种“看待关系”的方式，在端宗的故事中引入了“小人物”严兴道，从他的边缘视角观察权力失落的存在。这种视角转移本质上改变了历史叙事的结构，李弘暐与严兴道之间除了简单的君臣关系外，还存在一种父子关系的互补。

在位之时，李弘暐拥有形式上的权力，却在人际关系中孤立无援；而在被流放之后，他失去了政治权力，却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的人际连接，这种反转构成了影片的核心命题。

从表面上看，《与王生活的男人》延续了传统历史剧的形式，但相比执着于所谓的“真相”，导演张恒准对端宗李弘暐在情感与人际关系上的变化更感兴趣。这种策略本质上是从历史边缘切入的“擦边球”，影片的表现手法也体现了这一点——以想象填补史料间的空白，构建出更具人性温度的故事，使历史剧不再与政治叙事捆绑，成为更纯粹的理解人性的媒介。

换言之，本片不是要讨论“他该不该成为王”，而是在追问“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或许在这个时代，个体与个体间的故事要比“枯燥、宏大”的历史事件更加引人入胜。

《环球银幕》专访

《与王生活的男人》导演张恒准

《与王生活的男人》片名双关，第一层指“生活”，另一层含义则是“活着”。王与臣子相伴一同生活，想要活下去但又不得不面对悲惨的结局。对应韩国当下政权更迭的风波，影片的内涵也颇值得玩味。导演张恒准在点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不作出回答，希望它能给观众以启发。

Q：剧本的修改打磨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您优先考虑的是哪些方面？

A：改编过程中的最大改动之一就是端宗的形象。我们为此对后半部分的叙事还进行了扩展，包括锦城大君写信给端宗说要起兵协助，并请他稳居要津，以壮声势。以及韩明浍察觉到锦城大君的意图，命令周围人背叛端宗，让他们做出选择。

端宗在宫中目睹了身边人的悲剧后感到无力，我觉得正是在被流放并初次接触平民时，他才真正理解国家行进的道路。同时，守护他的村长也在发生改变，我想展现这个过程，即人们如何将这个可怜的男孩视为一位真正的君王。

Q：端宗一改以往影视作品中的懦弱，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A：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端宗的性格软弱，实际上他才智过人、决策果断，赢得了世宗的宠信，他激励着朝臣们展望未来。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了保护瑞恩一人，整个小队浴血奋战。片中有一名士兵有句台词：“我希望他是个值得我们为之牺牲的好孩子。”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希望端宗不光是历史的受害者，更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对得起无数为他复辟而牺牲的人。因此我们把他塑造成一个时刻牵挂着自己子民福祉的人，一个更加坚韧、更具魅力的人。

Q：夺权者韩明浍一直以来都是身形瘦小的“奸臣”样貌，影片为什么进行了颠覆？

A：这种颠覆是一种挑战。在电视剧《韩明浍》（1994）中李德华曾饰演过这一角色，还有《观相》（2013）中的金义城等，这些前辈贡献了精彩的演出。对于“奸臣”形象我们有不同的见解，那可能是影视作品对所谓“负面人物”的丑化。

在研究史料时我们发现，韩明浍作为最显赫的望族，相貌英俊、体格健壮、武艺高强，其身高足以让当时的人仰视，这与刘智泰的形象相符，他散发出威严的气度。在所有角色中，刘智泰是最符合原人物形象的。

Q：说到这个，观众都在感叹端宗与朴志训极高的适配度，是怎么做到的？

A：经过他人推荐，我被朴志训在《弱美男英雄》（2022）中的表现震惊——我们的端宗非他莫属。虽然端宗的气质需要柔弱，但我们更需要一种与年纪不符的内在能量，而志训具有十足的爆发力，这是一种天赋。

为了突出角色被流放的落魄，志训在我的要求下减重15公斤，十分不易。射箭教练还夸赞了志训，说他只尝试了两次就掌握了射术诀窍，让那位教练有些怀疑人生：“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驱动身体。”

Q：在制作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A：像这样人尽皆知的历史事件其实很不好拍，因为故事悲伤的结局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我想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它，即端宗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如何与周围人相处。还有一点，作为严肃的历史正剧，要做到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完美结合是很费精力的。因此影片中的台词经过压缩，有着很大的信息量。

Q：影片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

A：电影的最后一幕是严兴道目送端宗的遗体，我们插入了端宗在河边戏水的“闪回”情节。起初没有这样设计，当时志训正在水边洗手，一名化妆师看到后随手拍了下来。海真强烈要求我将这个场景保留下来，哪怕最后不会在成片中使用。

那时的端宗才17岁，本该和同龄人跑跑跳跳，可现在却被孤零零地流放。这个场景让人感到悲伤。端宗难道不想和村民们一样过着平淡的生活吗？他首先是个少年，然后才是王。对于严兴道来说，端宗既是他认可的王，也如他的孩子一般。他知道端宗无法翻盘的事实，二人对于成败已经释怀，但他仍想帮助端宗留下反抗过的痕迹。

Q：在圈子里有一个传闻：张恒准导演的片场十分和谐，不会有人大喊大叫、发生争执，说您会接纳吸收所有的意见。

A：拿了钱当然要用心工作！（笑）在剧组中我的身份是“领导”，每次我都会拜托团队不要在现场互相伤害，尽量把情绪都留在住所，到了片场一定要准确地执行工作。

大家的化学反应都非常好，尤其是海真与美都（饰演宫女梅花），两人的每段对手戏结束之后，现场的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面露微笑。作为一名导演，这种时候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在成片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演员的优秀表现是导演要求的。（笑）

《与王生活的男人》完整报道

请见《环球银幕》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