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楼上开始往下泼脏水。

我站在窗前，看着亡夫留下的老藤椅沾满肥皂沫，一滴一滴往下淌。

三年后，我坐在招考处门口的台阶上，包里装着三十二份记录，纸张的边缘已经翻卷起毛。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声比一声重。

梧桐叶落下来，砸在脚边。

我站起来，推开了那扇门。

今天，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果。

01

我丈夫是前年春天走的。肺癌。从查出来到人没了，前后不到四个月。走的那天晚上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三个字，守住它。

它指的是这套房子。

七十平米的老破小，在二楼的东头，采光一般，阳台朝南，晾衣裳倒还方便。

年轻那会儿我俩刚结婚，攒了五年钱才凑够首付。

搬进来的那天，他在阳台上种了两棵栀子花。

他说，等花开了，咱的日子就好过了。

花开过十五回。他走了。

丈夫出殡后的第七天，我站在阳台上收拾他留下的旧东西，楼上突然哗啦一声泼下一大盆水。

我整个人从头到脚淋了个透湿，那水泛着灰白色，带着股洗衣粉的味儿。

我仰头往上看，楼上的阳台探出半个身子，王秋生的脑袋缩回去前丢下一句话。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看你这破屋子，也该卖了。

那是我跟他结下的梁子。

三年前，他家里厨房漏水，把我家的天花板泡出一大片黄渍。

我上楼去敲门，他老婆宋秀娥连声道歉，说马上修。

王秋生坐在沙发上，翘着腿，电视声开得老大，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后来他赔了两百块钱。

钱是我收下的，但我说了几句难听话。

我这个人，嘴上不饶人，心里也记仇。

王秋生大概没见过一个寡妇敢跟他顶嘴，从那以后就开始折腾我。

他折腾的法子就一样，泼水。

洗拖把的水，倒剩菜的汤，有时候是泡过衣服的肥皂水，隔三差五就往下泼。

有一回我在阳台晒被子，一盆黑乎乎的拖地水泼下来，棉被吸了水，沉得拖不动。

我把被子扯下来，手抖得厉害，站在阳台上半天没动弹。

女儿刘蔓那会儿刚毕业回来，看到她晾在阳台上的衣裳全是黄渍，气得直掉眼泪。

妈，报警吧。

报了。

第一次报警，出警的民警小年轻挺好说话，上门看了看情况，拍了照，去楼上说了几句。

王秋生笑嘻嘻地说，哎呀警察同志，我洗东西手滑了，真不是故意的。

第二次报警，来的民警听说是邻里纠纷，劝了几句就走了。

第三次报警，派出所那边直接说，这种事你们自己协调，实在不行去街道办调解。

我去了街道办。

调解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笑眯眯地给我倒了杯水，说刘老师啊，你们两家是楼上楼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各让一步，海阔天空。

我说我让了三年了，他泼了三年了，我往哪儿让？

她说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又不能因为泼水把他抓起来。

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看着墙上挂的“邻里和谐”四个大字，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没用过的硬壳笔记本，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泼水账。

翻开第一页，我写下：某月某日，上午十点一刻，楼上泼下一盆洗衣水，灰白色，无杂物。阳台晾晒衣物三件，全部淋湿。备注：无。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记账。

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日期、时间、水的颜色、有没有杂物、毁了什么物件、有没有人证。

这本子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一笔一笔熬出来的。

刘蔓曾经翻过我的本子，看了一页就合上了，红着眼眶说，妈，你记这些干什么？

我说，你妈这辈子没干过什么亏心事，也没吃过什么大亏。王秋生泼我三年水，我记三年账，老天爷要是长了眼，这笔账总有个算清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老天爷什么时候开眼。可我信它迟早要开。

02

真正让我知道王秋生为什么这么横，是梁叔告诉我的。

梁叔住在一楼，七十一了，退休前在物资局开车，跑了大半辈子长途，什么人都见过。他跟我公公是老朋友，平时在楼下碰了面，总爱搭两句话。

有天傍晚我买菜回来，梁叔坐在楼门口的藤椅上摇蒲扇，见了我，压低了声音说，美玲，你还在跟楼上置气呢？

我没说话，笑了笑。

他说，你听叔一句劝，别硬碰硬。

王秋生的小舅子在街道办当副主任，管的就是信访调解那一摊子事。

你往上递的那些投诉材料，怕是全给压下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还硬，说，他又不能一手遮天。

梁叔把扇子拍了拍：“遮不遮天的我不敢说，但人家在那一亩三分地上说话，比你管用。你要真想把事情闹大，等他再泼的时候，多找几个人来做证，别一个人扛。”我站在楼门口，手里攥着菜袋子，指甲隔着塑料袋掐进掌心，闷闷地应了一声。

回到家我没开火做饭，坐在客厅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墙上挂着亡夫的照片，他在照片里笑着，穿着那件灰色夹克，嘴角微微一歪。

我看着他说，老刘，你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欺负人的？

照片里的人不说话。

窗台上我晒着几件衣裳，都是刚洗的。

阳台上方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又是一盆水，兜头兜脸地浇下来，把我那几件刚晾上去的衣裳浇得透湿。

水的颜色发黄，带着一股子淘米水的酸味。

我站在阳台上，脸盆的水滴还在哗哗往下淌。楼上传来王秋生哼小曲的声音，调不成调，却得意得很。

我回到屋里，翻开笔记本，又记了一笔。

日期、时间、水的颜色、毁了什么。

写完，我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摸了摸藤条上裂开的口子。

这藤椅是丈夫生前最爱的物件，他总说这椅子跟了他二十年，比儿子还亲。

我今晚坐在里头，听着楼上天花板一墙之隔的地方传来的脚步声、笑骂声、电视里的哄笑声，没掉一滴眼泪。

不是不难受，是难受久了，人就麻木了。麻木了，反而更清楚要做什么。

那阵子刘蔓张罗着要搬家，说她在学校附近看了套房，小是小了点，但离单位近，环境也好，最关键的是不用再受楼上那份窝囊气。

我说你的好意妈心领了，这套房子是你爸留给我的念想，我不走。

她说，妈，你这是死心眼儿。

我说，这不是死心眼儿，这是底线。

你爸临终前让我守住这儿。

我要是搬了，就是连你爸给我的最后那句话都守不住了。

刘蔓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抱着我，脸贴在我的肩膀上，热乎乎的。

后来她每天早上出门前，都要帮我把阳台上容易打湿的东西收进屋里。

她说，妈，我拦不住他泼水，但我能让你少损失点。

我把这些记在心里，没有说出口，这个女儿像她爸，心软，但骨头硬。

那本笔记本写到第十二页的时候，冬天来了。

天冷，楼上的水泼得没那么勤了，但隔三差五还会来那么一盆。

有时候半夜两三点，楼上哗啦一声浇下来，水顺着墙根渗进屋里，洇出一片暗色的水印，天冷的时候冻成冰碴子，挂在墙皮上，看得人心烦。

冷，但冻不住那本笔记本里日渐增厚的页码。

也是那个冬天，梁叔又一次在楼道里拦住我，这回他说的话让我愣了很久。

他说的不是我，是王秋生的儿子。

“楼上那小子，你知道吧？在北京念大学。今年过年那会儿他回来，你留意着点儿，他那孩子跟他爹不一样。美玲，咱们这一栋老楼，老的老，少的少，你别把所有人都看成王秋生那副德性。”

我记下了这句话，没太往心里去。王秋生的儿子再不一样，也是王秋生的儿子。我有什么好留意的？

03

腊月二十八，王博雅回来了。

我那天正蹲在楼下换院子里的灯泡，王博雅提着行李箱从出租车里下来，看见我，站住了。

他穿着件深色羽绒服，个子高，瘦，长得像他妈妈宋秀娥，眉目清秀，没有王秋生那股子横劲儿。

他犹豫了一下，叫了声刘姨。

我没应，手里的灯泡拧到一半，手有点僵。

他又说，刘姨，我帮你换吧。

我说不用了，你先回家吧，你爸该等急了。

他提着箱子上了楼。

我注意到他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的东西很复杂，有愧疚，有尴尬，还有一丝说不上来的歉意。

第二天一早，我开门倒垃圾，门口放着一箱牛奶。

二十四盒的纯牛奶，外头套着超市的塑料袋，袋子上没有署名。

我愣了愣，抬头往楼上看了一眼，楼上没有动静。

我把牛奶提进屋，搁在橱柜里，没有拆。

隔了一天，楼上传来王秋生暴怒的吼声，隔着楼板都听得清楚。

他说，你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

你是不是又去舔那个寡妇的屁股了？

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再敢管老子的闲事，老子连你一块儿收拾！

然后是宋秀娥低低的劝声，再后来，是一声关门巨响，把楼板都震得颤了颤。

我站在锅台前，手里拿着个鸡蛋，愣了好一会儿。那箱牛奶放在橱柜的角落，到过完年他回北京，我也没拆一盒。

年后有天晚上，我又一次被楼上的动静吵得睡不着。

不是泼水，是王秋生在打儿子。

我是听到一声闷响、一阵压抑的咒骂之后，从床上坐起来的。

我听见王博雅比王秋生更低沉的声音传下来：“爸，你别太过分了。”那声音听起来挺平静，却莫名地让人心疼。

刘蔓也醒了，裹着被子走到我房间门口，靠着门框说，妈，楼上那儿子也怪不容易的。

我说，那是他们家的事。

刘蔓说，我不是偏袒他们，我是说，他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应该有数。

过完年，王博雅回北京。

我隔了几天在楼道里碰到宋秀娥，她眼圈有点红，手里拎着一袋菜，看见我，低下头，想说又不敢说。

我没有跟她搭话，侧身让开了路。

走了两步，她突然在背后开了口。

刘姐。

我站住了。

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刘姐，我知道我家老王的不是……我拦不住他，我也不敢拦。你……你多担待。”我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

一个被丈夫压了一辈子的女人，你跟她说什么都没用。

她怕他。

怕了三十年了，骨子里都怕透了。

我上了楼，回家翻开笔记本。

从去年到今天，总共记了十五笔了。

我拿起笔，在最后一页写下今天的事：腊月二十八，王家长子返家。

次日，门口出现一箱牛奶，未署名。

备注：此子与乃父不同，心善。

写完后我自己愣了一下。我干嘛记这个？我不打算记他儿子的好，我只该记他父亲的恶。可是笔写下去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落下了那一笔。

可能是那箱牛奶。也可能是我在小城里当了大半辈子老师，看到好孩子，忍不住替他可惜。

04

五月中旬，天气回暖，社区公示栏上贴出一张红底白字的通知。

我在菜市场回来的路上，看到一群街坊围着那面墙看热闹，有人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

我凑过去瞥了一眼，心脏突然漏跳了一拍。

部队某航空学院、本市招收应届毕业生飞行员、政治审查从紧、直系亲属无违法犯罪及不良行为记录。

我站在人群外围，手里的菜袋子沉甸甸的。梁叔也在那儿，看见我，走过来低声说，美玲，你看到了？

我说，看到了。

他又说，王秋生家的儿子，今年正好毕业。

我不吭声。

梁叔叹了口气，把扇子在胸前拍了两拍，说，他家这几天可热闹了，王秋生满楼道地跟人说，他儿子要当飞行员了，以后就是部队的人了。

那得意劲儿，你隔着两道楼梯都闻得见。

我没有接话，提着菜回了家。

当天下午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本笔记本。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封面的“泼水账”三个字上。

我伸手摸了摸笔记本的封皮，手感粗糙，边角已经磨得有些起毛了。

里头密密麻麻的字，一笔一划都是那三年熬出来的。

我把门反锁上，把那本笔记本翻了出来，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看。

十五份记录，时间、日期、天气、水色、污物、损失。

有的写得长，有的写得短，但每一笔都指向同一个人。

王秋生。

刘蔓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笔记本合上，锁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她进门换鞋的时候随口说，妈，咱楼底下贴着通知你看了吗？

我说看了。

她说，王博雅要考飞行员。

我说，知道了。

她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似乎有话，但到最后她也没说出口。

五月底，王博雅从北京回来，这次是正式回来参加招考体检和政审的。

王秋生没像别人吹牛的那样满楼道炫耀，但我在楼上晾衣服时听见他大声打电话的声音。

我儿子考上了。明天去市里体检。你等着吧。等他进了部队，我看这栋楼里谁还敢跟我蹬鼻子上脸！

我站在阳台上，手里攥着一件滴着水的衣裳，拧了一半，停住了。

我仰起头，看着楼上那面残留着水渍的阳台顶板，手指绞进衣裳里，捏得骨节发青。

那本笔记本里的每一页，开始在我脑子里一页一页地翻。

头一年冬天，他倒了一盆洗拖把的脏水，我刚晒出去的一条羊毛围巾，毁了。

那是我过四十岁生日时，丈夫攒了两个月的奖金买给我的。

第二年初夏，我一阳台的栀子花开得正好，他一盆肥皂水浇下来，花全蔫了。

他还在楼上笑。

我记下了。每一笔都记下了。

刘蔓在旁边试探着问，妈，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

她说，妈，你要是想干什么，别冲动。

我说我能干什么？

我一个寡妇，带着一个闺女，我能干什么？

嘴上说着，手却把那件衣裳拧得拧成了一根绳。水顺着指尖一滴一滴淌在地上。

夜里十一点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突然，楼上又传来哗啦一声。

我听见水声砸落在我家阳台上的闷响。

我翻身坐起来，光着脚走到阳台上。

一盆水刚刚泼下来，水还没干。

我仰头看着楼上，没吱声。

我站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翻出一只旧布袋，把那本笔记本放了进去，又翻出一个信封，把存储卡也放进去。

那里面存着三年来的照片，泡沫水留下的残渍、被浸泡的围巾、冻成冰碴子的墙壁，一张张，都是罪证。

我拉开床头柜抽屉，把那本笔记本拿了出来。手顿了顿，又放回去。不是现在。时候还没到。

可我知道，时候快到了。

05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刘蔓在饭桌上提起，王博雅通过了体检，政审材料已经递上去了，招考处正在审核。她问我，妈，你真的什么都不打算做？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

她说，妈，我不是替王秋生说话。

我是觉得，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咱们去找招考处反映情况，是光明正大的事。

你不是偷鸡摸狗的人，我也不想让你一辈子憋着这口气。

我听了，没有应声。但那顿饭我吃得很慢，一口一口，把碗里的饭扒得干干净净。吃完饭，我跟刘蔓说，妈心里有数。

第二天是周六。

我起了一个大早，把家里收拾利索，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蓝布衬衫，黑裤子。

出门前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已经白了一小半，眼角的纹路深得像刀刻一样，但目光还算清亮。

我到楼下敲了梁叔的门。梁叔正在看电视，见我进来，把电视关了，倒了杯茶递给我。他没有问我来干什么，等我自己开口。

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半分钟，然后从布袋里掏出笔记本、打印出来的照片和存储卡，摊在他面前。我说，梁叔，我想请你给我签个字。

他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翻了那本笔记本。翻得很慢，足足看了二十来分钟。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手停住了，沉默了很久。

美玲。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角，声音有点哑。

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又问，这是牵涉到人家孩子的前途的大事。

你真的舍得下手？

我没有接话。

梁叔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他缓缓地拉开抽屉，拿出自己的印章，蘸了印泥，在那张证言纸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盖了下去。

“我的名字，你要是信得过就写上。”他说，“我这张老脸，豁得出去。”那枚印章落下去的时候，在纸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我鼻子一阵发酸。

我把三十二份材料整整齐齐地码好，装进布袋里。

出门前，梁叔又叫住我。

他说，美玲，招考处那边你要去就趁早去。

我听说这种政审材料是分批往上递的，要是赶上前面那一批送上去，后头再补就不好弄了。

我点点头，把布袋的口子系紧，跨上自己的旧自行车，朝市里骑去。

招考处在一栋老式三层楼里。

灰墙、红窗，门口挂着两块铜字牌子，院里有一棵斜着长的梧桐树，叶子密密匝匝的，落了一地。

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

阳光晒着后背，暖烘烘的。

布袋搁在膝盖上，我一遍一遍地摩挲着袋口。

我想起丈夫临终前拉住我的手，骨瘦如柴的手指，却死死攥着不松开。

他说，守住它。

我说，你放心。

他又说，做人要行得正站得直。

我说，我知道。

我从台阶上站起来，推开了那扇门。

门轴发出一声嘎吱的声响。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问我是来干什么的。

我说，我来反映一点情况。

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还要平静。

坐在窗边的那个年轻的男同志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继续摆弄手里的杯子。

我站着没动，他从杯子上方扫了我一眼，像是不太耐烦：“那你上楼，二楼行政科。”我上去了。

木板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每上一步，心跳就重一分。

我在二楼走廊尽头找到行政科的牌子，推门进去。

屋里坐着个中年男人，挂着工牌，姓冯。

我坐下来，把布袋里的材料一样一样摆在他桌上。

那动作像拆一包陈年的干粮，一层一层剥开，露出里面皱巴巴的硬面笔记本，还有一沓被翻得边角磨白的照片和几张盖了章的证言纸。

我说，同志，我来反映一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