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5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飙升至48.69万亿美元，与美国、欧元区及日本三大经济体的总和（49.52万亿美元）几乎持平，这一数字令人瞩目。

回望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犹如一列高速列车，GDP占全球比例从90年代初的约2%一路飙升至如今的17%左右，稳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

这一增长速度堪称奇迹，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广义货币M2的增速。2006年，我国M2与GDP之比为155%，而到了2025年，这一比例已跃升至242.7%，显示出货币供应量的迅猛增长。

与欧美相比，2005年时，我国的M2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半多一点。然而，到了2025年末，我国M2余额已高达48.69万亿美元，远超美国的22.35万亿美元和欧元区的18.97万亿美元，甚至接近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总和。

若按当前M2增速推算，到2026年末，我国M2将正式超越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之和，成为全球货币供应量的领头羊。

面对如此庞大的货币供应量，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究竟流向了何方？

从统计口径来看，中美对M2的定义存在差异。美国未将部分定期存款纳入M2统计范围，但即便如此，我国M2增速远超美国仍是不争的事实。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M2规模庞大，我国却并未出现明显的通胀现象，这与弗里德曼“通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论断似乎相悖。

经济学家麦金农曾对此提出疑问：中国货币总量如此庞大，为何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实际上，货币并未真正消失。超额的货币供给并未转化为消费物价上涨或工资收入增长，反而推高了资产价格，如房地产、股票等。

自2022年以来，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之间的平均缺口达到了惊人的5.4%，远高于2005年至2013年间的2.1%。这表明，在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并未同步增长，反而出现了PPI多年为负、CPI接近零的现象。

究其原因，一是制造业产能扩张过快，导致长期供大于求；二是收入结构问题，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自然占M2的比重也更低。

根据统计局数据，2025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3.5%，占M2比重仅为17.9%。那么，在如此低的占比下，钱究竟去了哪里？

2021年地产上行周期见顶后，按常理，我国M2增速应下行甚至出现负增长。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2022年我国M2增速不仅未回落，反而从前一年的9%回升至11.8%。

那么，这几年M2持续高增长的背后驱动力究竟是什么？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M2主要由商业银行通过放贷行为创造。因此，M2高速增长的核心问题在于：信贷流向了何方？债务又沉淀在了哪里？

答案或许令人意外：钱在“体制内”循环。

2025年，社会融资增量中，政府债券净融资达13.84万亿元，占社融增量的38.9%，首次成为增量最大贡献项。其中，直接融资（政府债+企业债+股票）合计16.7万亿，占比46.9%。

这意味着，支撑M2增长的主要力量并非企业借钱扩产或居民借钱买房消费，而是地方政府举债搞建设、置换存量债务。

具体路径为：钱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地方债 → 财政资金用于基建/民生/偿债 → 收款方（国企、建筑公司、供应商）将钱存回银行 → 银行体系内的存款（即M2）维持高位。

由于民企举债扩张占M2比例越来越低，钱只在小范围内循环，导致居民收入占比自然偏低。毕竟，民企背后支撑着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

这条路径的问题在于：虽然“用了钱”，但产出效率——即每单位债务拉动多少GDP增量——在递减。更关键的是，这条链与普通人的工资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很弱。基建工地的农民工拿到工资是一回事，但整个链条的“利润”更多沉淀为体制内存量，而非居民部门的可支配现金流。

2025年M2增速虽达8.5%，但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并不顺畅。居民和企业都在进行预防性储蓄——钱以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的形式躺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看似数字庞大，实则流通速度下降。

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央妈放大了货币总阀，管道里的水确实增多了，但企业不敢扩产借新钱，居民不敢加杠杆消费，水龙头出水减少，于是水全积在了管网中间。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去向：大量新增信贷并未变成新工厂、新设备，而是用于偿还旧债的利息。当一个经济体债务存量足够大时，银行每放出100块新贷款，可能有30~40块只是在帮借款人“续命付息”。

这部分钱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一圈，推高了M2，但对实体收入和消费的贡献几乎为零。

那么，为什么这些钱流不到居民手里？

经典教科书理论认为：货币扩张 → 信贷 → 企业投资扩产 → 雇佣更多人 → 工资上升 → 居民有钱消费 → 经济繁荣。

然而，现实中这条传导链至少存在两处硬伤。

第一，信贷的首站并非居民。我国新增信贷大头长期流向地产、基建、国企和平台公司，这些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工资弹性远低于服务业和民营制造业。

第二，民企在缩表，最该给居民发工资的那部分引擎在减速。2025年住户贷款疲软、民企投资意愿低迷，意味着“贷款-工资”这条最直接的通道在收窄。当最市场化的那部分企业不敢借钱扩产时，货币再宽松也只能在银行间和财政端打转。

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是结构性问题，而非货币现象。即便不考虑M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也只有43%左右，这反映的是初次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在蛋糕中的切分比例较低。

这意味着，M2再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反而更容易推高资产价格，加剧社会分化。

目前我国M2/GDP已攀升至240%以上，远高于美国的90%和欧元区水平。这表明：

单位GDP需要的货币支撑越来越多 = 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 = 债务驱动模式的边际效率在衰减。

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同样是一元钱的货币存量，过去可以撬动4毛多的年度GDP交易，现在只能撬动更少。不是钱没了，而是钱的周转活力在下降——它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维系存量债务”和“维持基础设施运转”，导致创造新收入和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少。

这也是大水漫灌但居民兜里没钱的底层真相：M2记录的是债务的堆积，而非福利的分发。

目前，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M2过多或增长速度过快，而是货币创造过度绑定土地和基建，导致资产价格高企、劳动报酬偏低；信贷传导越来越依赖地方举债兜底，民间活力的货币化通道在收窄；存量债务吞噬了增量货币的红利，普通人的收入增速跑不赢资产持有者的账面增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