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20
刚刚,「人类史上最大IPO」诞生了!Anthropic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NT」。本次IPO发行价为每股83美元,募资规模达813亿美元,超过SpaceX今年6月750亿美元的初始募资额,刷新全 ...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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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人类史上最大IPO」诞生了! Anthropic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NT」。 本次IPO发行价为每股83美元,募资规模达813亿美元,超过SpaceX今年6月750亿美元的初始募资额,刷新全球IPO纪录。 开盘后,Anthropic股价报111.50美元,较发行价高开约34%。 Anthropic的市值一度逼近2万亿美元;即便按流通股本计算,也有1.44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球市值最高的药企礼来。 一家成立仅五年的AI公司,上市首日的市值就超过了靠GLP-1登顶的“药王”。 华尔街不仅仅是在押注 Claude。它在押注AI 的未来。 但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资本狂欢的时刻,创始人Dario Amodei在敲钟前的讲话,却从自己的父亲讲起。 他的父亲曾死于一种疾病。而仅仅几年后,这种疾病就已经有了治愈方法。谈及这段经历,Dario说: 「足够强大的AI与人类协作,有望把一个世纪的科学和医学进步压缩进十年。」 在此前的IPO路演中,Dario曾抛出一连串更大胆的预言:不到十年,癌症、阿尔茨海默病、心脏病,甚至精神疾病,都可能成为历史。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AI狂热者对未来的激进畅想。 但Dario并不是生物学的门外汉。进入AI行业之前,他曾在生物学领域深耕近十年,最后一站是斯坦福医学院的蛋白质组学实验室。 父亲因病离世、自己也曾罹患癌症的经历,更让生物医学进步成为他个人使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种背景,也在影响Anthropic接下来的战略。 过去半年,Anthropic接连收购AI生物技术公司、引入诺奖得主John Jumper、建设湿实验室,并与赛诺菲、诺和诺德达成药物发现合作...... 一家通用大模型公司,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生物医药? 这背后,藏着Dario Amodei人生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晚到的疗法,一个物理学生的转向 Dario于1983年在旧金山出生。 父亲Riccardo是皮具匠人,母亲Elena Engel出生在芝加哥,在伯克利和旧金山负责图书馆的翻修工程。 小时候的Dario几乎只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互联网泡沫正热的年代,他对做网站毫无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发现的是「基本的科学真理」。 然而父亲的病逝,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夺走他父亲生命的是丙型肝炎,一种当时还没有特效药的慢性病。 更残酷的是,几年后吉利德的丙肝新药索非布韦( sofosbuvir )获得美国 FDA 批准,联合用药的治愈率超过 90% ,丙肝从此成了一种可以治愈的病。 父亲去世后,原本攻读理论物理的Dario把研究方向转向了生物学和人类疾病。 后来回忆起这件事, Dario痛彻心扉 : “ 我的父亲死于一种疾病,而就在他去世几年后,这种病被治愈了。 ” 2010年代初和他交往过的Jade Wang说,这件事塑造了他的人生:“那就是他父亲大概率会死,和大概率能活下来之间的差别。” 在普林斯顿,带着丧父之痛的Dario选择从视网膜切入,去破解人体的复杂性。 视网膜是大脑接收外部世界的第一道关口,信号从这里传往视觉皮层,再被加工成我们看到的图像,因此它也是研究神经系统的重要窗口。 Dario对现有的视网膜信号测量手段很不满意,干脆参与发明了一种更先进的传感器来获取更多数据,这在实验室里颇为少见。 他的博士论文也因此获得了赫兹论文奖,这一奖项专门表彰将学术研究推向现实应用的学者。 博士毕业后,他来到斯坦福医学院,进入Parag Mallick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方向是质谱蛋白质组学。 值得注意的是,Mallick后来联合创办了蛋白质组学公司Nautilus Biotechnology,并出任首席科学家,这家公司如今已在纳斯达克上市。 如果没有后来转向AI,Dario或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生物学家,甚至也参与船业,但也不会拥有今天这样改变世界的影响力。 在实验室里,他撞上了「人类尺度」的天花板 在斯坦福Parag Mallick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Dario的课题是分析肿瘤内部和周围的蛋白质,用来检测转移性癌细胞。 这项工作让他第一次真正看清了生物学有多复杂。 他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解释过:一份质谱样本里就有成千上万种蛋白质,彼此交织、动态变化,这种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正是在这里,他又做出了一个改变职业方向的判断。 “生物学底层问题的复杂性,感觉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尺度。要理解这一切,你需要成百上千名研究人员。” 而当时刚刚兴起的AI,在他看来是“唯一能弥合这道鸿沟的技术”。 2012年前后,以AlexNet为代表的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上取得突破,AI开始真正有用了。 Dario注意到,这种技术和人脑有相似之处,却可以做得更大、扩展得更好,甚至有可能学会生物学这样的任务。 当然,他并没有一走了之。直到2019年,已经在OpenAI工作三年的Dario,还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一篇质谱蛋白质组学方法论文,通讯作者正是Mallick。 这段师生情谊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2024年,Dario发表长文《Machines of Loving Grace》,描绘AI如何改变生物医学。 文中他专门感谢Mallick审阅草稿,还在一处脚注中写明,“免疫系统与癌症相关”这一观点正是Mallick提出的。 从理论物理到视网膜研究,再到蛋白质组学,Dario在生命科学领域走过了近十年。 这些不是一段短暂的学术尝试,而是他真正参与过的科研实践。 也正是在这段经历中,他逐渐理解了生命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以及基础研究转化为医学成果所需要跨越的漫长距离。 换句话说,Dario离开生物学实验室,不是放弃了生物学,而是去寻找另一种解决方案。 患癌,然后加入百度 在斯坦福做癌症研究博士后的那几年,Dario对时间的焦虑越来越重。 父亲因丙肝去世,而能治愈大多数患者的新药在此后不久就问世了,这段经历他一直没有放下。 据报道,那时的他服用抗衰老补剂,坚持游泳,还尝试过以延寿为目的的节食。 好友Nathan Avery回忆,Dario常说时间是唯一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对自己手里的每一分钟都不能手软。 2014年,31岁的Dario被确诊患上睾丸癌。他接受了痛苦的化疗,最终完全康复。 父亲去世,自己患癌,前后两件事让他对“医学进步的速度关乎人命”有了切身的体会,这场病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紧迫感。 在此之前,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上的进展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离开学术界时,Dario考虑过自己创业,也考虑过去谷歌,最后把他招走的是中国搜索公司百度。 当时吴恩达在百度手握1亿美元预算,正在组建一支AI团队。 团队早期成员Greg Diamos第一次看到Dario的申请时觉得有点奇怪。“在我们看来,他的背景是生物学,不是机器学习。” 但当他读完Dario在斯坦福写的代码,想法完全变了:“我当时就在想,能写出这种代码的人,一定是个极其出色的程序员。” 2014年11月,Dario加入百度。那个曾经在质谱谱图里找癌细胞的博士后,从此进入了AI行业。 他在百度待了大约一年,参与了语音识别系统Deep Speech 2的研发。 研究里,他意识到了改变整个行业的发现:模型越大,性能就越好,两者的关系清晰而稳定。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Scaling Law(缩放定律),Dario成了它最坚定的信徒之一。 但最后为什么离开百度?他本人和百度都没有正式解释过。 离开百度后他去了谷歌,参与撰写了AI安全领域的奠基论文《AI安全中的具体问题》(Concrete Problems in AI Safety)。 大约十个月后,大公司的环境让他感到挫败,2016年,他加入了OpenAI。 在OpenAI,他参与开创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后来又主导了GPT-3项目,这个项目一度占用了公司50%到60%的算力。 他爱写长篇备忘录阐述价值观,有同事觉得深受鼓舞,也有人觉得过于强势。他身边逐渐聚起了一个小圈子,因为他喜欢熊猫,大家管这群人叫“熊猫帮”。 后来跟他出走的人,很多都来自这个圈子。 分歧越积越多,从模型什么时候发布、怎样部署,到人事和对外表态。 后来和他一起出走的Jack Clark回忆,那段时间他们一半的精力在做事,另一半在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2020年12月,Dario带着妹妹Daniela、Jack Clark、Chris Olah等人离开了OpenAI。
兜兜转转十余年,当手里的工具终于足够强大时,他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生命科学。 生物医药,下一个高价值赛道 不久前,Anthropic递交了招股书。 招股书开篇,就是七位联合创始人联署的一封致投资者信。信的第一句话写道:“我们相信,AI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技术之一。” 在信中,他们列举了AI最有望改善人类生活的四大方向。排在第一位的,正是生物学和医学,其后才是经济增长、惠及全球,以及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过去五个月,Anthropic 在生命科学上的动作密度,几乎可以说是下一个AI coding也不为过。 不止如此,Anthropic的工具、硬件标准、实验室、管线几条线同时推进。 6 月它推出Claude Science,把文献检索、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放进同一个科研工作台,与 Claude Code、Claude Cowork 并列,通过内置 Skills 和连接器调用六十多个数据库和科学资源。 8 月它又开放了MHS,为不同厂商的实验室设备提供共同接口,让模型能够发现仪器、读取状态、调用操作。MHS 不绑定模型,也可以通过 MCP 供其他智能体使用。 这意味着 Anthropic 要的不是自家的实验室控制台,而是整个行业的设备接入层。 它为什么这么急?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物医药可能是 AI 从工具收费走向成果价值分享,最有想象空间的领域之一。 与一般知识工作不同,药物研发的阶段性成果可以被明确验证,也能够通过管线授权、联合开发和里程碑付款形成资产价值。随着 AI 开始参与候选药物的发现与开发,它的商业价值就不再局限于 API 调用量,而有机会延伸到药物资产本身。 这也解释了 Anthropic 为什么不满足于做一个科研助手,而是开始向生命科学的更深处走。 这些动作背后有一个共同判断——AI 正在逐步打通分子设计与实验验证之间的连接,但要真正进入药物研发,瓶颈已经不只是计算能力,而是如何持续获得真实实验数据,并据此迭代模型和设计。 9月18日,路透社披露,Anthropic已经在旧金山湾区运营自己的湿实验室。 如果说传统药企的优势在于药物研发经验、实验数据和临床开发能力,那么Anthropic的优势则在于模型、智能体和AI原生的组织方式。 而当AI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研究、设计和实验工作,这些门槛正在被重新定义。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AI可能正在改变生命科学的价值创造方式。 过去,药物研发的核心资源集中在大型药企和Biotech手中,完整的研发团队、实验室和资金储备构成了行业的进入门槛。 它想争夺的可能不只是AI for Science的工具入口,而是AI参与科学发现、实验执行乃至药物资产创造之后,产业价值链中新的位置。 是为了商业,还是一个人的执念? 回头看,外界对Anthropic医疗野心最常见的解读,是商业逻辑。 大模型需要找到能证明价值的高地,而生物医药恰好是最难、也最有说服力的那一个。 这个判断没错,但可能并不完整。 在大多数科技公司眼里,医疗是一个市场;而在Dario的经历里,医疗首先是一个问题,一个他曾在实验室里亲手触碰、又因为“超出人类尺度”而不得不暂时放下的问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Anthropic愿意在一个回报周期极长、失败率极高的领域持续加注:当一家公司的战略和创始人的个人执念高度重合时,它往往会比旁观者想象的走得更远。 当然,执念不等于结果。III期临床动辄数年,生物学的复杂性也不会因为一个预言而消失,“十年治愈大多数疾病”依然要面对现实的检验。 但至少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对于Dario来说,AI治愈疾病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绕了十几年远路,想要回答的那个问题。 而对于整个AI制药行业来说,一个手握顶级大模型、又带着创始人执念的玩家,正在全速入场。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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