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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杨成武将军回忆录；《“云贵川”，你在哪里？》（人民网·党史频道转载《解放军报》）；国防部网站《英雄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中国军网《铁索铭记铁血青春》《寻找云贵川》；贵州省政协《红军英雄“云贵川”的第一份简历》《红四团里的三位“贵州英雄”》；共产党员网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考证资料。本文叙述以亲历者回忆与公开党史资料为基础，人物身份细节仍有史料缺口，文中已作说明。

长征这部书写了九十年，后人读过无数遍。可真正读到让人脊背发凉的段落，往往不是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军会战，而是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少年。

翻开泸定桥的史料，会看到二十二名勇士抓着铁索冲过火墙。再往后翻到腊子口的绝壁，又会看到一个人赤脚攀上七八十米高的悬崖，把绳索放下来，拉出一条生路。

两次险关，两支敢死队，两个本该互不相干的战场，中间站着同一个人。

这个人十六七岁，贵州苗区出身，家里穷得连名字都没给他起。战友们随口叫他“云贵川”。

一个地名，成了他一辈子唯一的称呼。

奇怪的是，这么一位两次闯过鬼门关的英雄，打完腊子口之后，史料里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没有照片，没有籍贯村社，没有后事记载。后人只知道他爬过铁索，攀过绝壁，其余一概成谜。

神话里的少年英雄，总要配一柄宝剑、一段身世、一个响亮的名号。

现实偏不这样写。现实里的英雄可能只是个面黄肌瘦、汉话说不利索的山里娃，穿着破旧军装，背着一支老步枪，在硝烟里闷头往前冲。

他做过的事，比任何传说都烈；他留下的痕迹，比一阵风还轻。

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这个叫“云贵川”的少年。

从他在贵州山里攥住父亲的药筐上山采药，到他在泸定桥上贴着铁索摸进火海，再到他在腊子口黑夜里把竹竿钩进石缝，余下的，是那场至今没能补上的失踪。

故事里有两场决定红军生死的战斗，有一支被称作“开路先锋”的红四团，还有一群和他一样无名无姓、把命押在征途上的普通战士。

答案埋在腊子口的山风里，也埋在九十年没能合拢的史料缝隙里。

【一】大山里走出来的苗家娃，连大名都没留下

要读懂“云贵川”这个人，得先把镜头拉回贵州的深山。

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转兵贵州，黔东南一带的苗寨侗寨第一次迎来这支穿灰布军装、嘴上说着“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

那时候的山里人，世代守着薄田和陡坡，受官府压，受地主盘剥，民族头上还压着层层规矩。娃娃们长到十几岁，不少人连正式大名都没有，家里只叫一个苗语小名，或是按排行喊“大娃”“二娃”。

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起这名小战士，记得格外细。

他说这孩子是从贵州苗区入伍的，十六七岁年纪，中等身材，眉骨高，颧骨也高，脸是褐黑色，一双眼睛大而有神。

人看着偏瘦，筋骨却结实。汉话说得不太利索，能听懂，开口还带着山里口音。

他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里采药、打柴。贵州的山不像北方的坡，一层一层往上叠，林子密，崖壁陡，树根盘在石缝里，草药长在人够不着的半空。

为了采到一株值钱的药，父子俩要贴着岩壁挪，手脚并用，有时脚下就是几十丈深的沟。

日子一长，这孩子练出一副别人比不了的本事：攀陡壁，踩乱石，涉水过河，听风辨路，山里的活计他样样内行。

这样的本事，在苗寨里只是讨生活的手艺。

山高林密，野兽出没，采药人独自钻林子，要靠耳朵听动静，靠眼睛辨方向，遇到陡坡悬岩，全凭手脚稳住身子。

这些从小练就的本能，日后在铁索桥上、绝壁上一一派上了用场。等红军开进山里，这支队伍给穷人讲的道理，第一次撞进他耳朵里。

他看见部队不抢粮，不欺辱百姓，还帮老百姓挑水劈柴。

队伍里的干部跟他说，穷人也能有自己的田地，娃娃也能读书，不再受那些豪强欺负。

他听不懂太多大道理，可他心里明白一点：跟着这支队伍走，或许能换一条活路。

他就这样参了军。

入伍的时候，没人替他登记一个汉字大名。

战友们问他叫什么，他说不出，或者说了苗语名字，旁人也记不住。

行军路上，队伍从贵州走到云南，又折进四川，同屋的战友索性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云贵川”。

这个名字得自1935年5月至9月之间，至少要进入四川、走过这一片山水之后，三个省的简称才凑得齐。

贵州苗区的日子，苦到什么地步？深山里薄田种不出多少粮，青黄不接时上山挖野菜、剥树皮。

孩子从小就要帮家里挣口粮，采药换盐，打柴换米，天不亮出门，摸黑才能回寨。寨里受官府苛捐杂税盘剥，受地主豪强欺压，遇上灾年，一家人的活路全靠山势接济。

“云贵川”的手脚功夫，就是在这种讨生活的年月里一点点磨出来的。哪面崖能上，哪道沟能过，哪种草药长在什么石缝，他年纪不大，心里已有一本山路地图。

这三个字拆开看，是三个省的简称，是他一路走过的山水，也是他来路的全部坐标。后来有研究者从曾思玉将军的回忆里找到一点线索，说这位苗族战士外号“云贵川”，战友间曾称他“小李”。

可这个“李”到底是不是他的姓，家乡到底在贵州哪一座寨子，至今没有定论。

能确定的只有：他是贵州籍苗族少年，家境贫苦，自小在山里长大，1934年12月到1935年春天之间参加红军。

编入部队以后，他被分到红四团一营二连。

这支连队来头不小，往前追溯能连上叶挺独立团的根，打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长征路上一直当尖刀。强渡乌江的尖刀连是二连，飞夺泸定桥的突击队出自二连，后来迂回腊子口的攀崖队里，也有二连的身影。

红四团的战斗史，几乎就是一部长征闯关史。

离开黔东南以后，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参加土城战斗，四渡赤水，佯攻贵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一路冲锋在前，被称为长征中的“开路先锋”。

团里的老底子是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南昌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几番整编，越战越硬。能进这样一支部队的二连，战士个个都是从硬仗里筛出来的骨干。连队驻训时，山地攀登、渡河行军、夜间侦察这些科目都要练，山里出身的战士天然占优势。

他沉默寡言，训练却肯下苦功，别人练一遍，他就练两遍三遍，手上磨出茧子也不吭声。刚入伍的新兵，头一桩考验不是枪，是走路。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以后，一路突围，湘江一战损失惨重，部队急需补员。贵州扩红，山里青年一批批补进连队。“云贵川”话少，干活实在，行军从不喊累，遇着仗也敢往前冲。杨成武回忆里有一句话说得很直白：他入伍后经过教育，作战非常勇敢。

刚入伍的新兵，头一桩考验不是枪，是走路。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以后，一路突围，湘江一战损失惨重，部队急需补员。

贵州扩红，山里青年一批批补进连队。“云贵川”话少，干活实在，行军从不喊累，遇着仗也敢往前冲。杨成武回忆里有一句话说得很直白：他入伍后经过教育，作战非常勇敢。

能被党总支书记亲自挑进突击队的人，都要过硬。红四团挑勇士有一套标准：干部先上，战斗英雄先上，平时敢打敢拼的先上，本人得是党员、团员，至少是积极分子。

一个入伍时间不算长的苗家少年，能进到这份名单里，靠的不是人情，是实打实的表现。

从贵州到川西，他跟着队伍走乌江，过娄山关，打土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山路一程接一程，草鞋磨破一双又一双。

队伍每到一处村寨，就向老百姓宣传红军的主张，打土豪开粮仓，穷苦人分得粮食和布匹。他亲眼看到穷人不再受欺压，心里那股跟着队伍走到底的念头越来越稳。

他脚下的本事在行军里慢慢显出来：翻山越岭别人喘粗气，他走得稳；遇着陡崖险路，他敢先探一步。这些细节当时没人专门写进日记，只在后来的两场恶仗里，化成了全队都记得住的功夫。

山里来的娃，对队伍里的伙食和装备起初都不习惯。军装宽大，袖子卷了又卷，草鞋底子薄，硌得脚底板起泡。

他话不多，别人休息时他帮着擦拭枪械，整理绑腿，分到的干粮省着吃，总留一点给伤员。连队里的老兵渐渐摸清他的脾气：性子闷，胆子大，交代给他的活不吭声就干完。

行军途中遇到山道塌方、溪流挡路，他常主动上前探路，哪块石头踩得稳，哪段坡能借力，他一眼就能看出七八分。

贵州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他身上压得很深。杨成武回忆里说，他从小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很深，反抗性很强。这种性子带到队伍里，化成了打仗时的一股猛劲。

平时训练，他投弹、射击都肯下苦功，动作要领听一遍就琢磨，几遍练下来就能跟上老兵水平。连队干部看他踏实勇敢，把他列入战斗积极分子名单，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行军路上谁生病掉队，他主动帮着背枪背干粮；宿营时他抢着去放哨、挑水，不多说一句表功的话。

1935年5月，部队逼近大渡河。山外头的局面，已经紧到不能再紧。

【二】大渡河边的死局，石达开的悲剧还晾在岸边

大渡河在川西群山里拐了一个又一个弯，河水裹着雪山融水，流速极快，两岸峭壁夹峙，渡口少得可怜。1935年5月，中央红军穿过彝族地区，被这条大河拦在眼前。

国民党军把这一带当成围歼红军的口袋。上下游严密布防，船只搜走，粮食搬走，坚壁清野。追兵在后，河水在前，队伍几万人挤在峡谷里，拖得越久越危险。安顺场渡口只找到几只小船，靠这点运力，把几万红军送过河，最快也要一个月。追兵不给这一个月。

当地老一辈人嘴里，大渡河是“翼王悲剧地”。清末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带十几万大军走到安顺场，渡河受阻，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蒋介石把这个典故挂在嘴边，盘算着让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

军委当机立断，兵分两路。一路从安顺场渡河，沿河东岸北上；主力沿河西岸攻击，两路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大渡河上为数不多的铁索桥，桥一拿下，全军才有跨河北上的通道。

担起夺桥重任的，正是红四团。这支部队一路充当开路先锋，最难走的路、最硬的仗，常落在他们肩上。

5月28日凌晨，红四团接到命令：提前一天夺取泸定桥。此时距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原定两天的路程，要一天走完，沿途还要突破敌人的堵截。这不是普通行军，是跟时间赛跑，跟敌人增援赛跑。

山路在雨里泥泞打滑，队伍昼夜不停。战士们饿了抓一把干粮塞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盹，脚上的草鞋烂了就光脚走。有老红军回忆，为了抢时间，肚子都不敢吃饱，吃饱了走路发沉。

河岸两边的敌人不停骚扰，队伍边打边走，二百四十里路硬是压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5月29日凌晨，红四团占领泸定桥右岸桥头。抬头看桥，所有人心里都沉了一下。

泸定桥十三根铁索横在大渡河上，底下是翻着黄浪的急流。守桥的敌军把桥上木板抽走大半，剩下的木板堆在东岸桥头，浇上煤油，点起火来。桥头碉堡里架着机枪，子弹封着桥面。人要过桥，脚下没有板，手里只有晃荡的铁链，身前是火，身后是浪。

团里定下方案：二连挑出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二连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三连派干部配合作战，后续部队跟进铺板、掩护火力。

点名的时候，“云贵川”站进了这支二十二个人的队伍里。

他那时还只是个新兵模样的少年，脸晒得黝黑，个子中等，站在一群老兵中间并不起眼。

可挑人的干部记得，这娃打仗不怕死，山里身手灵，爬高上低是强项。铁索桥上要贴索攀行，绝壁前要舍身先登，这样的身手，正是突击队最需要的底子。

二十二勇士里，后来经多年考证，能确认姓名的只有十二位左右，包括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赵长发、杨田铭、云贵川等人。

其余勇士的名字，淹没在战火和岁月里。名单不全，本身就是那个年代最残酷的注脚。能确认姓名的勇士中，留有照片存世的也只有寥寥几位，多数人连一张影像都没能留下。

22名勇士是当年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亲自到二连挑选出来的。据罗华生将军回忆，当时他挑人的标准是，凡是干部，包括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及排长，总要先挑出来。

队伍中的领导人物要站出来作表率，起带头作用。曾经是战斗英雄的，要挑出来；平时作战勇敢的，要挑出来；挑选出来的人，还必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至少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

一个入伍时间不长的贵州新兵，能跨进这份名单，说明他平日里的勇敢已经被连队看在眼里。

二十二个人的装备谈不上精良。

一支老步枪，几颗手榴弹，一把随身短刀，绑腿缠紧，草鞋系牢。有人把棉衣脱下来轻装，有人把干粮袋往身上扎紧。

桥对岸的敌军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工事占优，桥上连块完整木板都不留。突击队要面对的，是一道用铁索、烈火和机枪织成的死亡通道。站在桥头准备出击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趟过桥意味着什么。

午后四点，夺桥战斗打响。南岸掩护的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压住东岸碉堡的火力。廖大珠第一个跃出掩体，扑上铁索。

【三】十三根铁链上，他跟在队长身后冲进火海

杨成武在回忆录里，把这段战斗记得清清楚楚。

他写敌人把抽下的木板集中到城外桥头，浇上煤油，燃起一道火墙。突击队队长廖大珠喊一声“前进”，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紧随其后，一个又一个突击队员冲上去。

其中就有这位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

铁索桥没有完整桥面，勇士们一手抓铁链，一手扶着晃动的索栏，身子贴着一根一根光溜溜的铁索往前挪。

铁链被太阳晒得发烫，掌心里全是铁锈和硌人的棱角。底下大渡河的水声轰响，身子一晃就是悬空。对岸的子弹贴着耳边飞，打在铁链上叮当作响。

木板一截一截铺在身前，又被敌军烧得一截一截断掉。冲到桥中段，火势漫过来，黑烟裹着焦味呛进喉咙。人趴在铁索上，前面没有落脚的整块木板，只有燃烧的桥板和碉堡吐出的火舌。

“云贵川”跟在廖大珠身后。杨成武回忆里说，他攀援铁索，和廖大珠一起冲锋在前，是那个“捷足先登的苗族小战士”。捷足先登四个字，说明他不是缩在队伍中间跟着爬的人，而是最靠前的一批。

山里练出的本事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他手脚配合得快，抓索、探身、换力，动作比常年走平路的战士更利落。

铁链晃动，别人要稳一稳再挪，他借着身子的劲就能往前探一步。火浪扑过来，他偏头避开，手里的索没松。

东岸桥头的火墙拦在仅剩的一截桥面上。廖大珠带头跃过火堆，冲进桥头工事。“云贵川”紧跟着扑上去，子弹擦着身边过，木板在脚下燃烧。后续突击队员一个接一个踏上铁索，有的中弹落进河里，有的负伤仍往前爬。

二十二名勇士冲过铁索，扑进泸定城。

城里敌军没料到这支队伍能穿过火海杀过来，防线一下乱了。后续红军铺着木板跟进，火力压住碉堡，激战之后拿下桥头阵地，控制泸定桥。

大队人马顺着铁索和桥面陆续过河，中央红军跨过大渡河，跳出了石达开式的绝境。

6月2日，红军全军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在泸定桥头开庆功会，王稼祥主持，周恩来给红四团颁发锦旗，上面写着“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

廖大珠等冲过桥面的突击队员，以及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都受了奖。庆功会上的嘉奖，对这些从铁索上爬过来的战士来说，是生死闯过关之后的一份认可。

此战二十二勇士中十八人幸存，幸存勇士被授予“飞夺泸定桥勇士”称号，每人得到当时中革军委的最高物质奖励：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本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

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本日记、一只搪瓷碗、一双筷子，在当时已是物质上的最高奖励。

这些物件简朴，分量却重，等于把“勇士”两个字钉在了军功上。桥头河水还在咆哮，队伍没停留多久，又要启程北上。

“云贵川”活了下来。如果他在泸定桥受了重伤，三个月后的腊子口战场上，就不会再有他的身影。

这一点史料可以反推：他走过雪山草地，身体虽疲惫，战斗力还在，人依旧在二连的战斗序列里。

桥是夺下来了。

可长征没有给人喘息的工夫。

队伍继续北上，翻雪山，过草地，吃尽了人间苦寒。

少年“云贵川”跟着连队，从川西高原一路走向甘南。另一道更窄、更险的关隘，已经等在前面。

雪山夹着风雪，空气稀薄，走一步喘三口。草地泥水浸到膝盖，夜里冷得缩成一团，干粮吃完了挖野菜、煮皮带。

沿途战友不断倒下，能走出来的人，都是凭着一股劲硬撑。“云贵川”在山里长大，耐得住冷，受得住饿，翻山越岭的底子帮他熬过了这段最苦的日子。

可这样的熬法，对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身体损耗有多大，后人只能从史料里粗略想见。

【四】雪山草地刚走完，腊子口把北上的唯一通道卡死

1935年9月，走出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南部迭部县。眼前横出一道腊子口。

腊子口，藏语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侧悬崖峭壁斧劈一般夹峙，谷底腊子河咆哮奔流，河上只有一座窄木桥，是连通峡谷两端的唯一通道。正面最窄处不过三十来米，人进了口子，两边山崖压顶，展不开兵力。

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调集重兵据险防守，桥头和两侧山腰修起碉堡工事，机枪火力封死木桥。

腊子口打不开，红军主力就得退回草地，被敌人挤压合围，之前雪山草地拼出来的生机又会丢掉。

毛泽东下达命令：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

9月16日，红四团先头部队发起试探进攻。正面冲锋几次都被碉堡火力压回来，木桥跟前的岩石和河面全在敌人射击范围里，硬攻伤亡太大。

团党委重新定部署：政委杨成武率部正面佯攻，牢牢牵住守敌；团长王开湘带两个连迂回至敌人后山，从悬崖峭壁摸上去，绕到阵地侧后，前后夹击。

计划听着周全，难题卡在一个地方：后山那段绝壁垂直落差有七八十米，崖壁陡如刀削，岩石风化破碎，树根稀稀拉拉，别说背着枪爬，空手贴上去都找不到抓手。队伍里围着崖壁转了几圈，没人说得出怎么上。

那阵子的腊子口，敌我态势绷到了极点。

鲁大昌部把碉堡修在桥头和山腰，火力交叉封住木桥，崖壁上还布了警戒哨。

红军若久攻不下，周边敌军合围上来，刚走出草地的部队将再次陷入绝地。团里连夜开会研究路线，正面只能牵制，迂回必须成功，可七十米高的绝壁摆在眼前，找不到头一个能登顶的人，迂回方案就落不了地。

就在众人犯难的时候，“云贵川”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