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科学院：《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一碗红烧肉改变了人生丨孙家栋》、新华网（新华社）：《“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六十载不变航天报国心》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一碗红烧肉，一个要回家的决定

1950年的元宵节，哈尔滨冷得扎实。

这座城是那时节数得着的大城市，中东铁路留下的工业底子还在，工厂、学校、医院都成规模。

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在城里，冬天屋檐下挂着冰溜子，屋里暖气烧得足。

学校的食堂里，飘出一股一年到头难得闻到的香味——红烧肉。

那年月，这几个字有多重，今天的人不太好体会。

油水按月算，肉只在年节上桌。

大师傅把大锅一支，糖色一炒，酱油一倒，香气顺着窗缝往外钻，半个校园都闻得见。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手里攥着饭盒，眼睛盯着前头那口锅。

他叫孙家栋，辽宁复县人，在哈工大预科念书，学的是俄语。

他原本没打算在食堂吃这顿。

中午行李都收拾好了，跟人说定，吃完午饭就去姐姐家过十五。

走到半路，听说晚饭加餐，有红烧肉，脚就挪不动了。

回家的日子能往后推一天，红烧肉过了这村没这店。

他把铺盖往床上一扔，留下了。

这一留，留出了一条岔路口。

哈工大那会儿的底子，是中东铁路时期留下来的。

校舍是俄式的，教材里有俄文的，老师中也有不少从那边回来的。

学生天南地北，宿舍里南腔北调。

正月十五在东北是个大日子，街上挂灯，家里煮元宵，学生食堂也会想方设法加个菜。

加的这一顿，一个月未必见得着一回。

饭点一到，队伍从窗口一直拐到门口。

大师傅的勺子刚抬起来，食堂门口进来几个人，是学校的主管人员。

他们站在餐厅当间，说了一件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里挑人，愿意去的，当场报名。

条件摆得明白：年纪轻，身体好，有文化。

学生兵里头，念过书的、会外语的，最抢手。

食堂里先是一静，随即炸了锅。

孙家栋的饭盒还端在手里，红烧肉还在锅里。

他撂下饭盒，挤到前头填了表。

往后的事，快得像一阵风。

考评、谈话、登记，一路绿灯。

他俄语底子好，正是对方急着要的人。

当天晚上八点半，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鸣笛出站。

那趟车到北京得跑一天多，孙家栋和一帮同学坐在车厢里，谁也没来得及给家里捎句话。

那碗红烧肉，他一口没吃上。

很多年后，他坐在办公室里聊起这天，说了句大实话：“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由这顿红烧肉促成的。”

【一】复县来的少年，本来想修大桥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出生在辽宁盖平县，原籍复县。

父亲孙百如念过高等师范学校，当过中学教员，也做过盖平师范学校的校长。

家里对孩子的要求就一条：把书念好。

父亲的工作一调，家就跟着搬。

哈尔滨住过，营口住过，吉林西安（今天的辽源）住过，凤城也住过。

1941年年底，他小学毕业。

1942年3月，考进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

1946年10月，又考进锦州大学先修班。

书念得断断续续，路走了大半个东北。

一个半大孩子，转一趟学就换一拨同学，换一种口音。

日子过得不算安稳，书本倒是没丢。

1948年9月，他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

那会儿他心里的算盘打得挺清楚：学土木，毕业去修大桥。

桥架在水上，火车从桥面过，人在桥下看，多气派。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入学那阵子，哈工大新添了汽车专业。

四个轮子满地跑，看着比桥有意思。

他转了系，学汽车。

汽车系是新设的，课排得满。

他学着构造、原理，下车间实习，手上沾机油，衣服上有股汽油味。

这专业在当时算时髦，全国开得起的学校没几所，学出来不愁没去处。

预科要念两年，课程排得紧。

学生多半住校，吃食堂，日子清苦，书倒是读得踏实。

俄语是重头戏。

东北离得近，教材、老师、风气都沾着那边的边儿。

他学得认真，嘴皮子也练得溜，一门功课能从第一页背到最末一页。

这门本事当时看不出什么用，一年多以后，成了他手里最硬的一张牌。

预科的课程不轻松，两年里，俄语占了大头，剩下的还有数学、物理。

俄语要啃语法，要练听力，还得一天几十个单词地背。

他记性出众，一段课文读上几遍就能顺下来，同学背得叫苦，他倒觉得还行。

哈尔滨的冬天长，天黑得早，晚上坐在灯下念书，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上队伍走过去，飞机从头顶上过。

孙家栋在哈尔滨，从广播里听，从报纸上看，心里热乎。

那年月，一个刚成立的国家的天空，几乎还是空的。

飞机没几架，会修飞机的人更少。

他大概没想过，自己这辈子会跟天空打交道。

他想的还是汽车，是发动机，是四个轮子。

转过年来，1950年开春，情况变了。

2月14日，中苏签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方答应帮新中国建一支空军。

飞机可以给，技术可以教，话说不到一块儿可不行。

一批懂俄语的年轻人，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那支空军，1949年11月才正式成立，底子薄得很。

飞机是缴获的、起义飞过来的，型号杂乱，能飞的人少，能教的人更少。

苏联的专家、教材、飞机陆续进来，话得有人翻，课得有人上。

航校一批一批地办，翻译成了卡脖子的一环。

哈工大预科的学生，学的正是这个。

【二】1950年元宵节：那顿饭没吃成

元宵节那天下午，孙家栋本来是要走的。

姐姐家在哈尔滨，说好了过去吃饭。

他行李都捆好了，棉衣也穿上了，就差出门。

有人跑来告诉他，食堂晚上加餐，红烧肉。

在那个年月，这句话的杀伤力不小。

学生食堂一年到头是白菜、土豆、高粱米，油星子都得靠运气碰。

红烧肉三个字，能把一个已经穿好棉衣的人重新按回座位上。

他把行李解开，往床上一扔。

晚饭时分，食堂里热气腾腾。

大锅掀开，肉块在汤里翻，颜色红亮。

学生们端着饭盒往前挤，队伍从窗口一直排到门口。

就在这时候，学校的主管人员进了餐厅。

他们站在饭堂中间，等人声小下去，才开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来招人，在场的学生，愿意去的，现在就可以报名。

话说得干脆，条件也干脆——报了名、选上了，当晚就得走，赶八点半那趟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

食堂里先是没声，接着就乱了。

有人撂下筷子往前挤，有人回头跟同学对眼神，有人还在犹豫，饭盒端在半空。

孙家栋没犹豫。

他脑子里闪过的，是半年前开国大典上走过去的那支队伍，是天上飞过去的那几架飞机。

一个国家的天，总不能一直空着。

他把饭盒往桌上一放，挤到前头，把名报了。

考评是在当晚完成的。

问一句答一句，看身体，看底子，看脑子转得快不快。

他俄语好，这一条顶得上好几条。

名单定下来，他入选了。

入选的人当晚集合，交代纪律，说清去处——空军第四航校。

行李来不及细收拾，能带的带上，带不走的留在宿舍。

行李还在床上，捆得好好的。

他回去拎起来就走，连姐姐家都没去成，连句话都没捎过去。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上午还盘算着去姐姐家吃顿团圆饭，晚上就坐在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那碗红烧肉，从锅里盛出来，进了别人的饭盒。

火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坐着一批跟他一样的学生。

有人兴奋，有人发懵，有人靠着车窗不说话。

孙家栋话不多，眼睛看着窗外黑下来的东北平原。

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他只知道，自己从这一刻起，是个兵了。

【三】七年，从翻译到“照片塔”顶端

到了部队，事情慢慢清楚。

空军刚组建，航校要人，部队要人，苏联来的教员、教材、图纸，样样都得有人翻。

孙家栋被分到空军第四航校，后来又到空军四师，做俄文翻译，手底下还带过几个翻译。

活儿不难，也不轻松。

教员在讲台上讲一句，他在底下翻一句。

术语得准，语气得对，一个词翻岔了，底下的人就得照着错的去学。

他白天翻，晚上补课，把航空的词儿一个一个往脑子里塞。

1951年9月，机会来了。

国家选派一批人去苏联学航空，30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去的是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飞机发动机。

这所学校在当时的航空界名头很响。

苏联自己的空军人才，很多从这里出去。

学院里有一条规矩，外国学生单独编系，叫五系，课程照样开，飞机、发动机、武器、电子设备、通信，一门不缺。

语言他不吃亏，底子在哈工大打好了。

功课他也不吃亏，记性好，坐得住。

七年里，他过的是半军事化的日子。

早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自习。

学院对保密管得严：装讲义和图纸的包，封口用两根绳子，绳头压一块橡皮泥，自己盖戳，交到保密室； 第二天去领，先看戳子有没有被动过，确认没人动，才把包领回来。

教材是学院自己编的，飞机型号、发动机参数、结构计算，都是当时最新的东西，课堂上不藏着，实习也让人上手。

教书的老师里，不乏航空界响当当的人物，有一位飞机设计大师十分看重他的成绩与悟性，动过收他做学生的想法。

苏联的冬天比哈尔滨还长。

宿舍里晚上常有人拉手风琴，唱老歌。

学院周末有舞会，头一年中国学生不太习惯，待上几年，也跟着哼起了苏联曲子。

他后来回忆，那几年正是二十几岁长见识的时候，受影响很深，回国多年，晚上在家还翻出苏联老唱片听。

学院有个老传统。

哪门考试全拿五分的学生，照片能挂在学校进门的地方。

一学年下来还能保持，照片往上挪一层。

越往上人越少，照片越大。

毕业的时候，谁的照片还留在最上头，谁就能拿到一枚金质奖章。

这枚奖章纯金打造，五十克重，正面是斯大林的头像。

苏联学生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

孙家栋的照片，一年一年往上挪。

七年时间，他从语言关过到专业课，从发动机原理啃到结构设计。

考试一门一门考，五分一门一门拿。

同学里有人熬不住，有人掉队，他的成绩一直挂在前头。

1958年3月，他毕业了。

学院照老规矩，把全五分学生的照片留在了最上头，仪式上发下金质奖章。

苏联同学看着眼热，他自己没多说什么，回宿舍收拾行李。

七年里他没怎么回过家，1956年暑假回来过一次，待了不久又走了。

七年，去的时候是个翻译，回来的时候是个懂飞机的技术军官。

火车往东开，穿过西伯利亚。

他大概想过回国以后干什么：造飞机。

学了七年飞机发动机，回去进飞机厂，画图纸，下车间，看着自己参与的东西飞起来。

这个念头，很快就落了空。

【四】回国本想造飞机，却被拉去搞导弹

1958年4月，一纸调令下来，孙家栋没去飞机厂，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设计部。

那会儿五院刚搭起架子，干的是导弹。

院长是钱学森。

中国的导弹事业从仿制苏联的P-2起步，图纸一大摞，全是俄文，懂技术又懂俄语的人，掰着指头数得过来。

孙家栋正好两样都占。

五院下设几个分院，一分院管导弹总体。

一部的办公室里，图纸摊在长桌上，俄文资料摞成小山。

他一头扎进资料堆，翻译设计文件，消化图纸，跟着队伍一点点把仿制工作往前推。

1958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钱学森。

那阵子钱学森常到总体部转，站在设计现场跟人掰扯问题，见这个年轻人进步快，就多看了几眼。

这个年轻人俄语好，底子扎实，话不多，问一句能答到点上，接触就慢慢多了。

1960年，事情出了岔子。

帮着建导弹事业的外国专家，说撤就撤，图纸资料带走，设备停供。

一摊子活儿干到半截，人家拍拍屁股走了。

五院的人憋着一口气。

没图纸就自己画，没资料就自己算。

仿制不是照抄。

原材料、元器件、加工能力都跟人家不一样，图纸上的尺寸，到了车间得重新算。

专家撤走17天后，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把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送上了天。

同年11月5日，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准确命中目标。

孙家栋在这摊活儿里，从最基层的工程组干起，一级一级往上顶。

1960年12月，又连着两次发射成功。

中国有了自己的近程导弹。

接着是自己设计的型号。

头一回飞，没飞成。

火箭升空不久出了故障，残骸落在戈壁滩上。

一帮人围着碎片找原因，把设计改了又改，重新算，重新试。

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命中目标。

那一年，他又被任命为中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

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这些年里，他带过的型号一个接一个：中近程、中程，有的成了，有的摔了。

摔了就去戈壁滩上捡碎片，成了就接着准备下一个。

九年，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近程到中程，他手上过的东西越来越沉。

他自己也说，那阵子想的是：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

1967年7月29日，一个参谋找到他的办公室，说是传达指示，请他走一趟。

楼下停着一辆吉普车，一路往西，开进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

他上车的时候，手上还沾着图纸的墨迹。

车窗外是北京盛夏的树影，一晃一晃地往后倒。

车过西郊，路两旁的白杨高得遮天，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蝉叫。

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三十八岁的导弹专家，从那间屋子里出来，手里拿的已经不是导弹图纸，而是一颗还没影子的卫星。

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一趟看似顺路的差事，会像十七年前那顿没吃上的红烧肉一样，又一次把他的路，彻底改了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