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的弹劾审判，竟被一名辩方证人搅出了新风波。

眼看证人迟迟说不清楚，弹劾法庭主持官终于忍不住了，当庭表示：“我的耐心快耗尽了！”

原本想替莎拉解释财务问题，没想到证人反而让辩护陷入尴尬。

这场听证背后，莎拉的麻烦恐怕还不止于此。

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又出现了尴尬一幕。

11月10日，一名辩方证人面对参议员的连续追问，多次表示自己不记得。

甚至连十多年前签署的合伙协议，都无法立即确认。

这下连主持弹劾法庭的参议员埃斯库德罗也忍不住了，

当庭提醒证人不要继续回避问题，并直接说道：“我的耐心快耗尽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名证人并不是普通工作人员，

而是一名会计师，曾经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偏偏这家事务所，又为三家与莎拉有关联的企业提供过外部审计服务。

原本是为了帮助莎拉解释相关财务问题，结果证人自己的工作经历反而成了法庭追问的重点。

在我看来，这场质询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证人忘记了多少年前的事情。

而是她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合伙关系和收入情况解释清楚。

毕竟会计师最熟悉的就是账目和凭证，如果连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合伙关系都无法说明，

辩方拿什么让法庭相信她提供的证词？

而事情还要从这名证人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说起。

她承认自己从2003年开始，就是安皮尔、埃利斯、舒达达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这家事务所曾经为三家与莎拉有关联的企业提供外部审计服务，

分别是根科尔普工业公司、大都会城周食品公司和大吉乐时代食品公司。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詹担任事务所合伙人的时候，还曾经在达沃市政府工作。

她解释说，自己当时属于项目聘用人员，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自己与市政府存在正式雇佣关系。

但检方显然不满足于这个解释，随后开始追问她在事务所的具体身份，以及是否从中领取过报酬。

面对这些问题，巴詹的回答并不顺利。

她承认自己曾经向事务所投入资本金，

但对于具体的工作内容、领取报酬的情况，却多次表示记不清楚。

参议员阿基诺询问她是否领取过工资或其他报酬时，

她先表示不记得，经过进一步追问后，才承认自己领取过津贴。

我认为，这个细节比证人记不住某个具体日期更加重要。

因为巴詹当时不仅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政府部门工作。

她是否领取过报酬，直接关系到她当时的私人业务与政府工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菲律宾《第6713号共和国法》，对公职人员在任期间从事私人职业活动有相应限制。

当然巴詹认为自己属于项目聘用人员，是否受到相关规定约束。

还需要结合具体身份和法律条款判断，不能仅凭她担任过合伙人就认定违法。

但检方继续追问，也说明这段经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这家事务所曾经为莎拉关联企业提供审计服务，

巴詹过去的身份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

如果她能够清楚说明自己什么时候加入、什么时候退出。

以及是否参与过相关企业的审计工作，很多疑问就能得到进一步解释。

可偏偏在这些问题上，她又遇到了麻烦。

随后，参议员维拉纽瓦又拿出一份2015年的退出宣誓书。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1000比索的出资金额并不大，

如果记不清具体时间，可以承认记忆存在偏差，再通过原始材料说明情况。

毕竟，法庭不是普通的聊天场合，证人出庭就是要帮助法官查清事实。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持人埃斯库德罗会逐渐失去耐心。

他提醒巴詹，作为一名会计师，过去参与事务所经营的经历理应有基本印象。

参议员图尔福也对证人的表现提出批评，

认为她反复回避问题，是对弹劾法庭的不尊重，并提出可以考虑采取惩戒措施。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詹还因为回答问题时不断看向辩方席位，受到参议员质疑。

在我看来，证人紧张并不奇怪，尤其是在受到多名参议员连续询问时，出现记忆混乱也可以理解。

但如果每当问题涉及自己的签名、出资和收入时，都无法给出明确答案，那么证词的说服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这对莎拉的辩护团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需要证明的是相关财务记录有合理解释，而不是让证人简单重复一句自己不记得。

更何况，这已经不是莎拉弹劾审判中第一次出现证人回答受到质疑的情况。

辩方证人接连受到追问，莎拉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

在巴詹出庭之前，另一名辩方证人、达沃市估价官海梅·阿达林，

也因为证词前后存在疑问，受到参议员质询。

两名证人的情况虽然不同，但都让外界注意到一个问题：

莎拉的辩护团队能否拿出足够清楚的材料，解释相关财产和商业关系？

莎拉面临的弹劾指控涉及非法敛财，以及没有完整申报资产和负债等问题。

巴詹作为辩方证人，主要是围绕相关企业和财务问题提供证词。

因此，她能否解释清楚过去的合伙关系，确实会影响法庭对相关证据的判断。

但这里也必须分清楚，证人回答不清楚，不代表莎拉本人就已经被证明存在违法行为。

同样事务所曾经为莎拉关联企业提供审计服务，也不能直接证明莎拉参与了事务所的经营或者其他不当活动。

真正需要查清楚的，是相关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资金往来，以及这些情况是否与莎拉申报的财产存在矛盾。

我认为莎拉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不是舆论对某名证人的不满，而是如何让自己的财务解释经得起核对。

如果每一笔收入都有记录，每一项资产都有来源，

那么即使换更多证人出庭，也未必能够改变法庭的判断。

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场弹劾审判还有更大的政治影响。

莎拉是杜特尔特家族的重要政治人物，

她与现任总统马科斯阵营之间的政治矛盾，也让这场审判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但政治斗争归政治斗争，弹劾审判最终还是要回到证据本身。

不能因为莎拉与马科斯存在政治分歧，就认定她一定有罪；

也不能因为她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就忽视需要核查的财务问题。

目前，巴詹的证词已经受到多名参议员质疑，但法庭还需要继续审查其他证据。

在我看来，这场审判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辩方能否拿出更加完整的财务记录，而不是继续依靠证人的口头解释。

毕竟，面对正式的弹劾指控，真正能够帮助莎拉摆脱困境的，

不是证人说了多少遍记不清楚，而是能不能拿出经得起检验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