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说，申峰把它写了出来。战争年代大家服毛主席，进城以后却有人心里不痛快，根子就在"应该享受一番"这几个字上。

那些人并不是突然不认同毛主席了，是他们心里的账和毛主席的账，从这时起对不上了。

这道题，毛主席出得很早。1944年是甲申年，正好是李自成进北京三百周年。

那时候抗战还没打完，延安的人住窑洞、吃小米，离"坐天下"还远。别人还在琢磨怎么打赢，他已经在想赢了以后怎么办。

好比一支队伍还在爬坡，带头的人已经在提醒下坡路容易摔。五年后，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北平，毛主席把这次出发叫作"进京赶考"，又说了一句"决不当李自成"。

从1944年到1949年，他关心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能打下来，未必守得住。战争年代为什么没人想当官？说那时人人觉悟高，只说对了一半。

另一半原因是，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分的。职务越高离枪口越近，团长带头冲锋，政委跟战士一样饿肚子。官帽子意味着先死，没人会去抢。

所以我一直觉得，共患难相对容易，同富贵才难。苦的时候，大家的利益绑在一起，散开就是死路一条，人心自然齐。

等到苦日子熬过去，每个人手里都有了一笔"功劳"，就有人开始琢磨能拿它换点什么。

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胜利已经没有悬念，毛主席却专门讲了"糖衣炮弹"，又提出"两个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要继续艰苦奋斗。这个比喻在我看来是他一生里最准的比喻之一。

真炮弹打过来，人知道趴下、躲开、还击。糖衣炮弹打过来，人会伸手去接，还觉得甜。前一种冲着人的命来，后一种冲着人的心来。

好多人在敌人的刑具面前一声不吭，后来却倒在一桌酒席、一套房子、一个位置上。

进城以后，题目马上就到了。我从史料里挑了三个人，正好代表三种答法。

第一个是开头说的申峰。

他的想法其实很普遍。随着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党的组织获得很大发展，已增加新党员约200万人。队伍一大，杂念也就多了。

第二个考生不一样，是两个人：刘青山和张子善。论资历，这两人都很硬。

河北省委的决议写着，刘青山，前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现年35岁，1931年入党。张子善，现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前天津专区专员，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现年37岁，1933年入党。

张子善入党第二年就被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在敌人的牢房里没有低头的人，进城以后，却在自己手里的权力面前倒了下去。

从1950年到1951年，仅仅一年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盗用、贪污的钱款总计就达旧币171亿6272万元，相当于人民币171.6万多元。换算成实物，171亿元可以购买将近一吨黄金。

钱从哪里来？很多是救灾粮、治河款，还有民工的口粮。刘青山的心思，从他的口头禅里就能看出来。

据1951年12月4日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最能说明"谋官"二字的，是案发前的一个细节。

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但此时两人都希望自己留下，把对方调走，谁也舍不得现在这块"肥肉"。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为了一个位置互相挤对。

在他们眼里，位置已经不是用来干事的岗位，成了能生钱的地盘。这个案子，有人替他们求情，毛主席没有松口。

他的道理是，正因为这两人地位高、功劳大，才更要严办，杀两个人，能把成千上万个正在往下滑的干部拉回来。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举行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台下坐着2万多旁听群众。两个人死的时候都还不到四十岁。很多人读这一段，记住的是"狠"。

我更在意的是背后那笔账。刘青山把功劳当成存款，觉得可以一笔一笔取出来花。

毛主席的看法是，功劳早就兑现了，兑现成了一个新中国，没有哪一笔记在个人名下。两套账本，怎么对都对不上。

第三个考生名气最小，叫李克才。他是当时的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也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党员，虽然因坚持原则多次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的排挤，还是一次又一次向上举报，最后把案子捅了出来。

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看就明白了。三个人都打过仗，都有功劳，都经历过枪林弹雨。

差别不在过去，在进城以后怎么想：一个承认自己动过享受的念头，一个把念头变成了行动，一个从来没觉得天下欠他什么。

现在可以回答标题里的问题了。战争年代大家服毛主席，是因为跟着他走就能活下去、能翻身，个人的命和集体的命是一回事。

进城以后，蛋糕大了，座位多了，有些人心里的秤开始歪。他们算自己该分多少，比别人凭什么比自己多。

毛主席偏偏不按这个算法来：你讲资历，他讲你是人民的勤务员；你要论功行赏，他要你接着艰苦奋斗。所以那种不满，冲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条规矩：打下天下，不等于可以坐享天下；立过功劳，不等于就该有特权。

想谋官的人嫌这条规矩不近人情，是因为它挡了他们的路。我觉得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谋官"不一定从贪钱开始，往往是从一个念头开始：我吃过苦，所以我该多拿。这个念头听上去合情合理，甚至有点委屈，危险就危险在这里。

它让人觉得多拿一点不算贪，只是讨回自己应得的。刘青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讨回来"走到了刑场。

早在1945年，毛主席就说过，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员"三个字很朴素，朴素得有点扎人，等于提前告诉大家：这条路走到头，也没有"老爷"这个座位。

刘、张伏法以后，这道题并没有就此答完。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批评有些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穿，比薪水高低。

从1944年读《甲申三百年祭》，到1949年讲"两个务必"，再到1956年这番话，他敲的始终是同一面锣。这说明他很清楚，人想往上爬、想多拿一点的念头，不会因为一次整风、一次枪决就消失。

它像野草，烧过一遍，春风一吹又长出来。所以靠一次运动解决不了，得年年盯、月月管。这场考试的考场，到今天还在。

过去一年，这里年接待观众超360万人次。几百万人走进那排土坯房，看的不只是旧物件，也在看一个老问题：人到了顺境，还能不能守住当初的自己。

回头看刘青山，敌人的牢房没能让他低头，最后打倒他的是自己那句"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苦日子没有压垮他，好日子压垮了他。

这段历史最值得记住的道理，其实很朴素。逆境里人反倒容易守住，因为外面有看得见的敌人，心里有明确的目标。

到了顺境，敌人看不见了，最难对付的变成了自己的欲望。一个人当年流过多少血，决定不了他后来走多远，能不能守住初心才决定得了。

1949年那场"赶考"，到今天也没有交卷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