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禹作敏等八人非法管制、非法拘禁、窝藏、妨害公务、行贿案》；中国新闻网《大邱庄从“颠峰”到“深渊”14年：绕不开的禹作敏》《天津大邱庄被迫改制：变公有为民营》；光明网《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之谜》；澎湃新闻《45年丨大邱庄的钢铁脊梁，何以扛住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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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棍、油罐车，和一个村的“战时状态”

1993年2月17日，天津静海县大邱庄。

天还没黑透，村口的路先断了。

卡车、拖拉机、马车，还有装满汽油的油罐车，一辆接一辆横在路口，把进村的路堵成了死胡同。

厂里的工人被一批批叫出来，分到各个路口，昼夜站着。

厂区里堆着的螺纹钢，被截成一米多长一根，磨口还带着温度，就发到了人手上。

那几天，村里的广播反复播着同一个说法：市里在村子四周布置了1000多部队，带着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进村搜查。

离村子3公里的地方，400名干警在待命。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进过村。

一头是铁棍、路障、上万人聚集的村口，一头是3公里外按兵不动的400人。

这道算术题，怎么算都不对劲。

算这道题的人叫禹作敏。

十来年前，他把这个不起眼的村子带成了全国都知道的“首富村”；十来年后，他站在村口，和3公里外的400名干警，谁也没先迈出一步。

从首富村到“战时状态”，中间隔着一段不算长的路。

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得从村东头那几家厂子说起。

一 从盐碱地到“首富村”

禹作敏生在1930年4月3日，家里世代种地，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

1974年，44岁的他接过了大邱庄的担子。

那会儿的村子没什么名气，地不算好，种一季收一季，收成还得看天。

转折出在1981年。

从那一年起，村里的厂子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1982年，印刷厂、电器厂办起来了。

1983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挂牌，建分厂的权直接下到各个厂。

这一手不复杂，作用却大：把“一个村办几个厂”改成了“一个厂再带一串厂”，雪球就这么滚起来了。

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四个厂成了四个雪球的芯。

1987年，四个总厂改成四大公司。

1992年，四大公司又变成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

数字摆出来更直观。

到1992年底，全村工业企业200多家，在厂里上班的12342人，固定资产15亿多，一年利润4.73亿，工业总产值40.28亿，比1981年增长了835倍。

一个村子，一万两千多人在自己村的厂里领工资，这在九十年代初是件稀罕事。

1992年那一年，大邱庄还往村西北投了10个亿，圈地建“百亿元工业区”，规划的年生产能力是100亿。

禹作敏的名字跟着往上走。

1983年，他是天津市的劳动模范。

1987年9月，他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拿了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

1989年春节，他作为“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出现在那首唱给普通劳动者的歌里。

1992年底，《半月谈》把他评进“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外头来的人，看的是厂房、产量和那一排排新盖的楼；村里人看的是另一套：这家公司归谁管，那个厂的指标今年涨了多少，谁家的孩子进了哪个公司。

厂子越铺越大，管厂子的手也越伸越长。

名气一上来，来参观的人就多。

有来学经验的，有来写稿子的，有来拍镜头的，一拨接一拨。

来的人要在总公司门口登记，走的时候带走一摞材料。

1992年11月27日下午来的那一拨，是从北京出发的。

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师生，到大邱庄做社会调查。

这拨人没参观成，反倒在村里被关了七个小时。

二 村里渐渐没了别的规矩

大邱庄有一套自己的管人系统：治保会、保安、联防队。

治保会主任叫周克文，手下有一支巡逻队，村里哪个路口站几个人、谁家的事怎么办，他说得上话。

厂子越办越大，来的人越来越多，这套系统管的事也越来越多。

管到后来，外面来的人有个说法，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

这话是外人的评说，可接下来的一件件事，都往这个说法上靠。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说女儿被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欺侮过，火气上头，纠集一伙人先把刘金会打了一顿。

打完还不解气，又找禹作敏“作主”，要求“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

禹作敏的答复很干脆：“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7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就动手。

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打死。

7个人后来都判了刑。

案子判了，禹作敏的态度也跟着变了——他觉得这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

接下来是一串动作：组织游行，给打人者的家属募捐，开大会声讨已经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2000多名群众往司法机关投抗议信；刘家7口人在村办企业的工作全停了；刘家亲属的住宅被监视，人不得出村。

刘玉田的妻子和几个子女，出门有人跟着，串门有人记着。

他的三个儿子先后想办法逃出了祖祖辈辈住的地方。

他的女儿刘金云，被管制了近三年，一直到1992年12月才解除。

一条人命，换来的是这样一套处理方式。

村里没人吭声。

到了1992年11月27日，这套系统就用到了外来人身上。

那天下午，师生们在一家商店里问了几句价格和货源，跟店里的人起了争执。

店里的经理叫来保安，学员被全部带走关起来，挨了打。

治保会那边一动手，事就大了：十来个学员被押到治保会，带队的老师程刚和学员周坚毅几个人被围着打。

下午4点多，禹作敏接到报告，让人把程刚带到总公司三楼会议室。

他逼着学员张新泽承认“骂街”，张新泽不认，他撂下一句：“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

说完就出门。

门一关，人围上去，张新泽的左耳膜被打穿，法医鉴定是轻伤。

程刚挨了几轮打。

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刚骂：“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

骂完，让人带程刚去看一个伪造的现场，再逼他写材料，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

程刚不写，又是一顿打。

晚上9点多，外面要求放人。

禹作敏逼着程刚写下“悔过书”，才把被关的师生放回去。

这27名师生被关了7个小时，15人被打伤，5人住了院。

事情过去不到一个月，村里另一桩事，把这条线一直拉到了人命上。

三 三楼那间会议室

1992年11月，大邱庄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

禹作敏一面给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下令审查他管的这家公司。

没多久，华大公司被撤销，底下的企业分给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家公司，四家公司再对原华大的人“全面审查”。

总公司三楼那间会议室，被腾出来当了审人的地方。

屋里装着录像机、录音机，还备着电警棍和皮鞭。

后来人们管这里叫“公堂”，叫得不算夸张。

那阵子天正冷。

屋里的规矩是：受审的人上衣扒光，站着；审的人坐着，轮流上。

审完不算完，人还要押回去关着，关到“说清楚”为止。

12月2日，原华大氧气厂厂长田宜正被带到万全公司关起来。

12月7日下午，禹作敏在三楼会议室主持“审讯”，二十多号人围着。

61岁的田宜正不承认有经济问题，也不承认生活作风问题，禹作敏抬手就是一记耳光。

人跟着涌上来，田宜正的上衣被扒光，电警棍、皮鞭都用上了。

这场“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人又被押回万全公司关着，一直到12月15日。

12月4日，原华大副总经理侯洪滨被审，随后关到1993年1月14日。

12月8日，原华大养殖场场长宋宝被审，随后关到1993年1月15日。

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十几名原华大职工被审过、关过、打过。

打人还有奖：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拿了8500元奖金；审侯洪滨那回，有个叫刘振桐的打得“勇敢”，禹作敏当场让人拿来5000元，赏了下去。

12月13日下午两点多，万全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三楼。

危福合是河北枣强人，1990年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管华大养殖场的基建。

华大散了，养殖场划到万全名下，审查一轮一轮过，轮到了他身上。

门一关，话就开门见山：交代贪污问题。

危福合不认。

人围上来，拳脚落下去；再不认，上衣扒光，电警棍、三角带鞭子一起上；一拨人打累了，换一拨。

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前后有18个人进出。

这场“审讯”从下午两点多持续到晚上十点多。

晚上十点多，危福合不再出声，气若游丝。

人这才觉出不对，往大邱庄医院送，抢救无效，人没了。

法医鉴定写得很清楚：身上伤痕380多处，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人死了，电话是禹作敏打的。

他打给静海县公安局：“我们这里死了个人。

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

一场打了七个多小时的伤害致死案，在电话里变成了“一群不明真相的人打死了一个人”。

四 6名干警、13个小时，和3公里外的400人

电话打完，刘永华回到万全公司，把口径统一了一遍。

没几天，一个新的“版本”报了上去：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个人七点左右去吃饭，留下停薪留职到村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看守；突然冲进二十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打了人就走。

干警勘查完现场，发现对不上：没有二十多人闯进来的痕迹；死者一身的伤，也不是一瞬间打出来的。

勘查时，干警依法提取了四个人的脚印。

这一提取，四个人慌了。

禹作敏指使刘永华，安排他们外逃。

12月15日晚上，天津市公安局派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再进村勘查。

人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进了发案现场。

消息传到禹作敏耳朵里，他下令：扣人。

几十个年轻人围住正在干活的干警，楼道口的铁栅栏门锁上，人守在那儿，6名干警跟外头的联系断了。

第二天早上，禹作敏把带队的两个干警叫去，发了一通火：“你们来干什么？”

“为什么没通过党委？”

“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一直到上面来了话，让立即放人，11点多，人才被放出来。

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扣了13个小时。

另一头，危福合的家属被从河北枣强叫到大邱庄，桌上放了6.5万元，条件是一张保证书：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四个打人的人跑了几天，禹作敏觉得没事了，又让人把他们叫回村里藏着。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四名重大嫌疑人该逮捕，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

通缉令发了出去。

大邱庄里，还压着一批东西：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另有一批滑膛枪、猎枪。

2月17日，400名干警准备进村。

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的人先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

他跷着二郎腿，手里夹着烟：“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说完，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

下午，他又放出话，说“集结了1000多部队”，还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

事实上，那400名干警在离村3公里的地方待命，始终没到过村边。

村里已经像“战时状态”。

工人一批批集结、警戒、巡逻，守着各个路口；成吨的螺纹钢截成一米多长的铁棍，发到工人手上；卡车、拖拉机、马车、油罐车横在路口，交通断了，来往的人被挨个搜查。

厂里的机器停了转，村里的学校停了课。

工资照发，人不上班，全去守路口。

那几天的大邱庄，白天像赶集，夜里像哨卡。

2月17日当天，天津市公安局作了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当天返回。

这个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村里的几个主要干部。

第二天上午，全村大会照样开了。

禹作敏在会上讲：“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

他让大伙“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

会开完，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临时辞职”。

会散了，有人拿着器械上街，有人冲进会议室，围着市、县来的人质问。

2月19日18时之前，上面要求必须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

禹作敏拖到当天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贴通缉令、搜查通缉犯的住处。

执法人员进村的时候，村头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欢迎”，一路录像。

两边轿车夹道，几千名群众簇拥，贴一张通缉令的活儿，还是没干成。

那几天，两名通缉犯一直藏在村里。

2月21日，一份署名大邱庄党委的材料往外散，标题写得很吓人：《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

材料里说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还说这事“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是“冲着全国第一村来的”。

2月19日那场“欢迎”过去，村里安静了几天。

通缉令贴出去了，印在上面的四个人，一个都没走。

那天贴出去的通缉令上，印着四个名字。

执法的人不知道，其中两个，当晚就睡在他们刚刚路过的院子里。

更没人想到的是，两个多月后，坐在被告席第一位的，不是那四个被通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