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称，应该设立痴呆症赔偿基金，以保护那些球员时代反复头球的球员。

安迪-伯纳姆呼吁英格兰足球正式承认这场痴呆症危机，为遭受严重神经退行性疾病折磨的球员设立一个“工伤”基金。

首相告诉《每日电讯报》体育版，围绕这场被称为体育界“沉默丑闻”的问题，前球员的家属“本不该为争取发声而付出这么大努力”。

今年4月，《每日电讯报》体育版披露了英足总向高等法院提交书面材料中的一项极具争议的细节后，英足总被比作“大烟草”，因为那个行业曾经否认与肺癌之间的联系。

现在还可以披露，起草英足总那份几乎是否认一切的辩护材料的律师，已经在《每日电讯报》体育版报道后悄悄被替换。那份材料曾让科学专家和球员家属震惊和难以置信。

首相介入此事，源于今年早些时候针对两位足坛名宿诺比-斯泰尔斯和戈登-麦奎因去世的验尸调查。两起调查分别认定，反复头球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因素之一。

他们从50多岁起就一直承受着慢性创伤性脑病（CTE）的毁灭性影响。这是一种由头部撞击引发的痴呆症。

这也与拉夫堡大学的新研究相吻合。研究显示，痴呆症风险升高并不只存在于“老式皮球”时代的球员身上，现代合成球给大脑带来的压力波“同样强烈，甚至更强”。

伯纳姆告诉《每日电讯报》体育版：“足球是我们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项运动也有责任照顾那些为它付出很多的球员，以及如今正承受后果的家属。”

“我和受痴呆症及脑损伤影响的家属谈过，也听了他们经历的一切。他们推动这件事被认真对待的决心令人惊叹，他们本不该为争取发声而付出这么大努力。

“我们欠那些球员和他们的亲人一个交代：倾听他们，支持他们，并采取行动回应他们提出的担忧。足球必须始终照顾那些为这项运动付出很多的人。”

首相的立场似乎与英足总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没有向由职业球员工会（PFA）运营的脑健康基金提供资金，也没有接受头球或脑震荡与CTE之间已被证实的关联。

伯纳姆还会见了由斯泰尔斯之子约翰领导的“足球家属争取公正组织”。该组织希望英格兰足球负担前职业球员的养老院费用。前职业球员死于痴呆症的概率比普通人群高出3.5倍。

外界还拿它与美式橄榄球作比较。2013年，美式橄榄球设立了一项基金，迄今已向受影响的前球员及其家属支付了14亿美元（11亿英镑）。

由职业球员工会和英超共同出资的脑健康基金自2023年以来每年提供约100万英镑，但由于年度养老院费用往往高达六位数，这笔资助要经过收入审查，并与社会护理资金一起运作。

若把这100万英镑放在整个背景下看，英格兰这个规模达数十亿英镑的足球产业，过去一年一共向球员经纪人支付了4.6亿英镑。

伯纳姆在接受GiveMeSport采访时说：“我看过NFL是怎么做的，他们正视了这个问题，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去处理，并帮助受影响的人。”

“我还没在英格兰足球看到这一点。大量球员，尤其是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踢球的那些人，后来都患上了痴呆症。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家属的故事，都令人心碎。虽然已经有一些小幅行动，但我不认为这还不够。

“这应该像工伤赔偿制度一样，因为人们当时没有得到保护，也没有被妥善告知或支持。这项运动赚了这么多钱，是由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手建起来的……足球应该承认自己有责任去支持这些人。”

伯纳姆的言论受到了受影响家属“带着感激”的欢迎。

约翰-斯泰尔斯说：“我完全同意每一个字，也非常感谢这种善意而慷慨的支持。多年来，自从杰夫-阿斯特尔验尸调查[2002年裁定属于工业病]以来，这个行业就一直在合谋执行并模仿‘大烟草’式的否认和没完没了的研究策略。

“纳税人在为一个现金充裕的行业支付受害代价。这个行业应该为这些人提供最好的护理，他们需要，也理应得到这样的照顾。这是丑闻，也是悲剧。首相如此善意地支持我们的行动，我很高兴。”

朱迪思-盖茨医生的丈夫比尔在2023年因CTE去世，他作为米德尔斯堡中卫效力了13年。她在2020年写信给工业伤害咨询委员会，要求正式承认足球中的痴呆症属于规定的工业病，但至今仍未得到答复。伯纳姆的介入让她备受鼓舞。

“像我们这样的足球家庭，亲身经历过慢性创伤性脑病和足球痴呆症，知道这种疾病有多残酷，”盖茨博士说。“因此，安迪-伯纳姆传递出的同理心信息才格外让人安心。终于有人明白，为现代足球作出贡献的人，现在理应得到照护和支持。谢谢你为所有那些给我们留下足球记忆、却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人站出来。”

英足总此前曾声称，围绕朱迪思丈夫之死展开的死因调查，不符合公共利益去审查踢足球是否导致了他的慢性创伤性脑病。

在另一宗高等法院案件中，盖茨一家并非约100名原告之一，这些原告包括英超时代的球员。英足总在这起案件中被指控存在疏忽，并违反了对球员的照顾义务。英足总否认了这些指控，并由 DAC Beachcroft Claims Ltd. 代理应诉。

“尽管足球头球与长期脑健康之间的关联，仍在接受持续的科学和医学研究，我们一直走在提升这项运动安全性的前列，”英足总发言人说。

“我们一直在这一领域领跑，主动审视并加强英格兰足球各个层级的球员福利，并与国内和国际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我们是首个在职业足球和基层足球全面引入头球指南的管理机构。

“我们还投资并积极支持了多个独立研究项目，往往带来开创性且有价值的见解，目的是通过客观、严谨、全面的分析，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复杂领域。”

英足总资助的研究包括格拉斯哥大学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前职业球员死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普通人群高出350%。

这项研究还指出，头球最多的位置与痴呆风险存在明显关联，后卫患痴呆症的概率是门将的5倍，同时职业生涯长度也有影响。

曼联名宿加里-帕利斯特支持在训练中依法限制头球的呼声。新的研究显示，足球中的痴呆问题并不只是旧式皮革球时代的产物。

拉夫堡大学还发布了其他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足球在头球时产生的脑部压力波，以及300多名前职业球员的认知功能和高级痴呆筛查测试结果。

不同年代球员在认知功能和痴呆筛查中的结果喜忧参半。尽管一些更年轻的球员从未踢过皮革球，他们的风险仍然升高了。

皮革足球在20世纪50年代从带缝线款式变成无缝线款式，到了80年代又被合成材料足球取代。拉夫堡大学的另一项研究还显示，现代合成足球在头球时向大脑传递的能量和压力波强度，和即便是湿皮球相比也不低，甚至更高。

这些头球后可测得的压力波强度，是爆炸场景中导致军方人员脑部变化的压力波的3倍。峰值读数也超过了美国军方训练中的过度暴露上限。

帕利斯特球员生涯中多次头球后曾饱受偏头痛困扰。他和约翰-斯泰尔斯（1966年世界杯英雄诺比之子）以及天空体育主持人海莉-麦奎因（曼联和苏格兰名宿戈登之女）一起，呼吁在训练中以法律手段限制头球。

他们都在一份议会请愿书的签名名单中。该请愿由盖茨博士创立的Head Safe Football慈善机构提交。她的丈夫比尔曾是米德尔斯堡中后卫，因反复头部撞击引发的慢性创伤性脑病去世，这是一种痴呆症。

“回头看，我会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头球确实有影响’，”帕利斯特说。“偏头痛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不得不躲进一间昏暗的房间，开始呕吐，说不出话，手臂发麻，视线模糊。那感觉像是脑袋里塞满了贝壳，会让我连续两天都缓不过来。”

拉夫堡大学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伊万-菲利普斯博士说，这些趋势“很遗憾地表明，足球运动员的痴呆问题并不只是过去的事”。

拉夫堡大学痴呆研究主任埃夫-霍格沃斯特教授补充道：“很多人都把那些沉重的皮球视为罪魁祸首。不过数据呈现出不同结果：并不是所有球员的痴呆风险都升高了，但一些近年的年轻球员确实如此。”

威利-斯图尔特教授主持了规模最大的前职业球员研究。他审查了苏格兰前职业球员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健康记录，结果发现，后几十年球员的痴呆比例并没有改善。

在那段时期，足球的标准重量几乎没有变化。合成外层虽然不像皮革那样吸水，但球速更快、层数也更多。“所以，严格来说，我们担心现代足球对大脑的风险甚至可能比旧式足球更大，”斯图尔特说。

这一担忧在诺比-斯泰尔斯的死因调查中也得到了承认。在正式发布《预防未来死亡报告》之前，验尸官曾致信英足总和教育部。这类报告只有在验尸官认定仍存在持续风险时才会出具。

英足总已在11岁以下足球中逐步取消头球，并建议业余球员每周训练中的头球不超过10次，职业球员“高强度”头球也不超过10次。不过，这一建议并没有强制执行，而且据信很少有教练和球员知道这项指导。名为“安全头球足球”的组织认为，改变不仅是为了保护球员，最终也是为了保护足球这项运动。

盖茨博士说：“我们必须从这么多受影响球员的悲惨经历中吸取教训；我们有责任保护现役和未来球员，免受这种夺走许多足坛英雄生命的疾病侵害。”她说：“CTE只由反复头部撞击引起，它始于青少年时期，并在随后几十年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