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李先念：“听说你要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这句问话听起来平常，背后却牵着一段从祁连雪山到延安、再到中原敌后的艰难行程。

李先念没有绕弯子，答道：“有，组织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从西路军政委到一名营长，职务落差不小。他看重的却不是名位，而是能不能到抗日前线去。

这份回答，并非临时表态。此前一年多，他带着西路军左支队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间辗转求生，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死抉择。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严重损失。石窝山会议决定分兵行动，李先念率领左支队向祁连山西进。东面和北面有追兵，南面是马步芳势力范围，往西虽是荒山雪岭，却可能暂时摆脱骑兵追击。

这是拿自然险境换取生存空间。道路难走，补给更难。队伍中有人对西进缺乏信心，离队而去。李先念没有下令追赶，只说革命还要继续，愿意留下的人就一道走下去。

祁连山的雪，不会因为人有信念就变得松软。伤病、饥饿、严寒和缺氧，时时夺走战士的体力。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伤势严重，担心拖累部队，请求留下。李先念和程世才等人去看望他，仍想设法带他同行；经医生判断，重伤者难以翻山，才不得不作出安排。

熊厚发请李先念留下党员证明，表示自己仍要回到陕甘宁地区继续工作。李先念为他写下证明信，并安排人员照料。后来熊厚发被俘，拒绝屈服，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这件事留下的，不只是悲痛，也显出当时每一个决定都被生存条件逼到了极窄处。

队伍继续前行，靠猎获的野羊和野牛补充食物，靠指南针辨认方向。电台重新接通后，中央指示他们保存力量、团结行动，争取进入新疆。指示送到时，山路并没有因此好走，但全队终于有了明确的行动方向。

到了安西一带，左支队的处境仍然险急。攻城未能得手，部队遭到追击，在红柳园突围后分散进入戈壁。昼夜温差极大，又缺少饮水。一次，队伍发现一匹母马浑身湿润，循着它走，才找到水源。这样的细节很小，却关系到数十人的性命。

1937年4月，左支队余部抵达星星峡，与先期到达的人员会合。5月，李先念等人进入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对这支历经苦战的队伍来说，新疆提供了休整机会；对中央而言，保存下来的干部和战士，仍是继续开展工作的力量。

在迪化，李先念没有把休养当作终点。左支队余部改编为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干部战士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知识。李先念也参加课程，数学不熟，就从基础内容学起。战场上的指挥员坐到课桌前，并非容易事，他却愿意把不懂的地方反复弄明白。

1937年12月，李先念奉命回到延安。此后，他与毛泽东谈到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和干部情况。李先念后来回忆，自己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讨论，主席听进了他的意见。对一名长期在基层和前线工作的干部来说，能把情况说清楚、把不同看法讲出来，同样需要担当。

毛泽东问他是否认识高敬亭。李先念回答，早在鄂豫皖时期两人就熟悉。毛泽东于是提出，让他去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参谋长。原先传出的营长安排，显然不是最终决定。具体职务调整背后，考量的是干部的经历、能力和工作需要。

1938年11月23日，李先念随刘少奇等人离开延安，前往河南竹沟。那里是党在中原地区开展抗日工作的重要据点。12月26日，李先念抵达竹沟，随后参与豫鄂边区的组织和军事工作。此后，他在中原地区逐步打开局面，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重要领导人。

那句“有这个事吗”，问的是一次职务安排，也像是在确认一个人的态度。李先念的回答很简短。此前，他在祁连山里没有放弃队伍；此后，他也没有把职务高低放在行动前面。面对组织交付的任务，他选择到需要他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