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执政超过17年、曾经多次从政治危机中脱身的以色列总理，这一次真的要走到政治生涯的尽头了吗？

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结束，内塔尼亚胡阵营虽然拿下53席，仍然是议会第一大阵营，却没能守住执政优势。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此前一直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的阿拉伯政党。

11月5日，阿拉伯政党转而支持反对派领袖埃森科特，67票对46票，直接改写了组阁格局。11月8日，总统正式授予埃森科特组阁权。

更让内塔尼亚胡头疼的是，国内腐败案仍在审理，国际逮捕令也没有解除。

这一次，他面对的恐怕不只是一场选举失利，而是一场牵动政治权力与个人命运的全面危机。

阿拉伯政党成了关键力量，67票让组阁局面逆转

10月27日，以色列举行第26届议会选举。

120个席位的分布，恰恰说明了这次选举的特殊性：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获得27席，仍是第一大党；其右翼和宗教盟友组成的阵营共53席。

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取得21席，连同其他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党，共48席。

余下19席则属于两个由阿拉伯裔政治力量主导的名单。

53席虽然领先48席，但组阁关键不是领先五席，而是能否争取到至少61名议员的支持。

两大阵营都未过半，另外19席因此成为关键。

这19席并非一个政党。联合名单拥有11席，拉姆党拥有8席，两者的政治立场、参与政府的意愿也不完全相同。

联合名单更倾向于在内阁之外支持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拉姆党对入阁保持开放。它们反对内塔尼亚胡，却未必认同埃森科特的政策。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选后的总统磋商。11月5日，各党派向总统赫尔佐格推荐组阁人选时，埃森科特获得代表67席议员的推荐，内塔尼亚胡只有46席，另有7席没有推荐任何人。

11月7日，总统公布决定，11月8日正式授权埃森科特组建政府。议席较少的一方反而获得优先组阁权。

67票只是推荐组阁的人数，不等于已达成联盟协议，更不是选后新增的选票。

阿拉伯政党也不是从内塔尼亚胡阵营“叛逃”，而是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议会影响力转化成了组阁筹码。

在小烽看来，这次变化最大的意义，并非19席突然比27席重要，而是以色列长期依赖的政治排斥逻辑遭到了现实挑战。

此前，一些犹太民族主义政党不愿让政府依靠阿拉伯政党维持多数；如今，若继续坚持所有旧界限，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可能让内塔尼亚胡留在总理职位上。

于是，反对阵营不得不计算另一种合作方式：不要求所有政党共同执政，而是在关键表决中争取外部支持。

但这种支持不会毫无代价。阿拉伯政党关心的是公民权益、治安、公共投入以及巴勒斯坦问题，埃森科特阵营内部则有人坚持更强硬的国家安全立场。

能共同反对一位总理，不代表能够共同治理一个国家。

53席不再保险，内塔尼亚胡过去的政治办法正在失灵

内塔尼亚胡真正的困境，不是利库德失去第一大党地位，而是以往可以用来补足多数的政治关系开始松动。

他的选举阵营拿到53席，距离61席还差8席；可在总统咨询阶段，拥有7席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没有推荐他，使他实际获得的推荐支持降到46席。

支持者人数的缩水，比表面上的议席差距更值得关注。

这说明宗教盟友并不保证始终支持内塔尼亚胡。极端正统派最关心的事项之一，是宗教学校学生的兵役安排。战争加剧了以色列的征兵公平争论。

继续给予大范围服役豁免，会激怒主张义务平等的选民；推动普遍服役，则可能失去宗教政党的支持。

内塔尼亚胡过去擅长在不同盟友间协调利益，现在可供妥协的空间明显缩小。

埃森科特也没有轻松多少。他提出的组阁原则涉及以色列的犹太和民主国家定位、遵守《独立宣言》的价值、普遍服役义务以及对哈马斯的立场。

这既令阿拉伯政党顾虑，也难获极端正统派接受。

与此同时，埃森科特阵营中的利伯曼反对依赖阿拉伯政党维持少数政府。

于是，组阁谈判出现几条路线。

第一条，是埃森科特以48席为核心组织少数政府，争取阿拉伯政党在信任投票和关键议案上提供支持。这条路线在议席计算上可行，却要解决内部右翼盟友的反对。

第二条，是争取极端正统派政党加入，组合出不同于原先阵营的多数，但征兵问题必须有实际妥协。

第三条，是吸纳利库德中的部分力量，建立更广泛的联合政府，但埃森科特拒绝与内塔尼亚胡本人联合执政。

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11月9日仍呼吁建立由他领导的广泛联合政府。

他没有宣布退出竞争，也仍可能在对手组阁失败后争取新的机会。

根据以色列的组阁规则，埃森科特先有28天，必要时总统可再延长最多14天。

如果未能成立政府，后续还可能出现其他人获得组阁机会、议员另寻候选人甚至重新选举的局面。

不过，内塔尼亚胡能够继续留任，与他能够重建稳定执政联盟，是两回事。

新政府宣誓前，他可以继续以看守政府总理的身份履职；但只要盟友不再愿意为他承担政治成本，拖延就只能延后结果，无法创造议会多数。

小烽认为，这才是本轮选举对他的核心打击。过去内塔尼亚胡多次利用阵营分裂、宗教利益和安全议题重新整合右翼，如今反对他的力量虽然分歧很大，却已经获得优先组阁权。

对一名依赖政治联盟的总理而言，危险的不仅是失去选票，更是盟友开始考虑没有他的未来。

选举之外还有司法压力，三条时间线正在同时收紧

即使这场组阁谈判最终陷入僵局，内塔尼亚胡也无法把所有问题重新交给选民解决。对他而言，国内司法案件是一条不受议会选举周期直接支配的时间线。

他的腐败案2020年开庭，涉及1000号、2000号和4000号案件，分别牵涉贵重礼品、媒体交易和涉嫌以监管利益换取有利报道，其中4000号案包含受贿指控。

内塔尼亚胡始终否认违法，认为起诉具有政治动机。

2024年12月10日，他开始出庭作证；到2026年6月24日，个人证词阶段结束，累计经历98次庭审。

此后案件仍有证人作证和其他审理程序。

10月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将审理安排加密至每周五天，推动案件进展。

加密庭审并不预示判决结果，却压缩了延缓审判的空间。

内塔尼亚胡还有一条曾被寄予厚望的道路，就是总统赦免。

2025年11月，他提出结束刑事诉讼的赦免请求，但没有承认犯罪。

2026年3月，以色列司法部赦免部门提出法律意见，认为在尚未定罪、没有认罪或悔意的情况下进行这种特殊赦免，存在严重法律障碍，也不建议总统批准。

4月，赫尔佐格倾向于先探索认罪协商的可能性，而不是直接作出赦免决定。

协商仍有可能，但政治代价很高。认罪协议通常要处理责任承认、处罚以及是否继续担任公职等问题，而内塔尼亚胡一直否认指控，尚未表示愿意为结束案件而退出政治。

总统也并非完全没有法律裁量空间，但把一场正在进行的审判直接取消，远不是一纸决定就能解决。

国内案件之外，国际法上的压力同样存在。

2024年11月21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为由，对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前防长加兰特签发逮捕令。

这是基于法院当时认定存在合理理由相信相关罪行发生，并不代表最终定罪。

以色列不承认法院管辖权，但逮捕令增加了他前往《罗马规约》缔约国的法律风险。

2026年10月26日，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又公布有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报告，认定以色列方面存在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等严重违法行为。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不等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刑事判决，却说明围绕战争责任的国际追究并没有因为选举而停止。

美国因素也值得关注。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公开支持内塔尼亚胡，甚至敦促以色列总统考虑赦免。

但11月初，特朗普又宣称美国将停止每年约40亿美元的对以援助。

需要注意的是，现行美以军事援助安排仍延续至2028年，相关变化涉及国会和既有协议，并不能把特朗普的表态直接理解为援助已经全部停止。

更准确的信号是：美国援助受国内政治和财政制约，并非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无条件保障。

将这几条线放在一起，内塔尼亚胡的处境比单看议席更加严峻。

组阁谈判考验他还能争取多少盟友；国内庭审考验他能否持续应对法律程序；国际压力则压缩他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三者并不会自动导致同一天的政治结局，却会相互影响，使他每一次争取继续执政都比过去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小烽看来，埃森科特能否把67份推荐变成可运作的政府，还需要接下来数周的谈判来回答。

内塔尼亚胡可以等待对手犯错，却无法替对手消除分歧，更无法靠一场新的选举自动终止司法程序。

决定他政治前途的，已经不只是下一次投票，而是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以及法律和社会还能容忍多少次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