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延安，王明从苏联回到陕甘宁边区。窑洞里的中央领导人，已经不是他熟悉的那一批人，红军也不再是几年前那支仓促转移的队伍。有人据此回忆，康生曾提醒王明：“你不是毛润之的对手。”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谈话记录，却点出了当时党内一个清楚的事实。

王明的优势，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经历和理论上的熟悉感；毛泽东的分量，则是在长期斗争中一点点打出来的。两人的差别，不只在资历，更在于谁真正解决过中国革命面对的难题。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六安。青年时期，他因成绩优异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随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受到米夫赏识，并逐步进入党的重要工作范围。

这段经历让王明很早便接触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体系，也使他形成了较强的理论自信。1929年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1930年被捕期间，因寄信暴露机关报位置，受到党内处分。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因此退出核心圈层，反而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继续上升。

当时的复杂之处正在这里：王明有国际背景，却缺少在农村根据地长期工作的经验；毛泽东没有留学苏联的履历，却熟悉中国乡村、农民和地方武装的实际状况。革命不是课堂答题，纸面上的正确，未必能经受枪声检验。

1931年后，中央机关陆续转移到江西瑞金。王明虽在这一时期成为重要领导人，但本人在中央苏区停留时间并不长，后来又返回莫斯科。远离前线的情况下，他仍通过共产国际渠道影响国内军事路线，这种脱离现场的判断，埋下了严重隐患。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采取阵地防御和正规战思路，试图与装备占优的国民党军正面较量。李德负责具体军事指挥，王明路线则提供了政治和战略上的支持。红军熟悉的机动游击战被压缩，部队不得不在不利条件下硬拼。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人数从此前的八万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沉重代价让许多干部和战士意识到，照搬外部经验、忽视中国战场特点，后果十分直接。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召开。会议并非一下子完成所有问题的解决，却改变了中央领导和军事指挥的格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影响力明显上升。此后，红军依靠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逐步摆脱被动局面，长征于1936年基本结束。

王明并非毫无贡献。1935年，他参与起草《八一宣言》，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他也曾参与争取苏联援助等工作。这些事实不能被抹去。但贡献与判断失误可以同时存在，不能因为前者，就回避后者。

王明回到延安后，试图凭借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重新取得主导权，提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问题在于，抗日统一战线需要维护，也必须坚持党的独立领导。任弼时赴莫斯科了解情况后，确认共产国际并没有授予王明可以凌驾于中央之上的权力。

这场分歧，表面看是路线之争，深处却是领导方式之争。王明习惯从外部权威寻找依据，毛泽东则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后，教条主义受到系统纠正，王明逐渐离开党的领导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仍承担过法制和中苏关系方面的工作，曾参与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1954年后，他因健康原因不再参加重要工作；1956年赴苏联治病，此后长期居住在莫斯科。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还曾派人劝他回国，但王明没有接受。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9岁，后安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康生那句“不是对手”，真正指向的并非个人口才，而是王明在关键历史关头，始终没有建立起对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独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