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清晨，越南高平地区，解放军第127师指挥体系突然遭到袭扰。此时，师长张万年并没有落入敌手，而是在奇穷河附近了解前线情况。几乎同一时间，越方却对外宣称，已经摧毁127师指挥部，并“活捉”了张万年。

消息传到第43军军部时，军长褚传禹立即紧张起来。张万年既是127师师长，也是他长期带出来的干部。战场上，师指挥部一旦被端掉，影响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安危，还可能牵动部队部署和渡河部队的处境。

褚传禹顾不上多问，直接要求接通127师。电话接通后，张万年拿起话筒说：“军长，我是张万年。”对面的语气依旧严厉：“你到底是谁？”张万年再次报出姓名，并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听到具体地点后，褚传禹才确认，越方公布的消息并不属实。

不过，越军的袭击并非凭空捏造。当天凌晨，越军小股特工确实摸到了127师指挥部附近，避开部分警戒位置，突然向通信车辆发动攻击。车辆中弹，执勤人员牺牲，袭击者随即撤离。整个行动持续时间不长，却造成了实际损失。

问题在于，袭击者并没有掌握解放军指挥机关的完整情况。他们无法确认张万年是否在现场，也不清楚通信车辆遇袭后，127师的指挥是否受到影响。于是，一次局部突袭被包装成“摧毁师部、活捉师长”的重大胜利，既是宣传，也是对解放军反应的试探。

这种做法有明显的战场逻辑。127师当时已有部队向奇穷河以南展开，前沿分队与师部之间存在联动关系。假如张万年真的被捕，或者师指挥机关真的失去作用，渡河部队的行动很可能出现变化。越军只要观察解放军是否撤退、调整阵地，便能大致判断袭击究竟取得了多大效果。

有意思的是，越军特工并非普通侦察人员。越南在长期战争中形成了专门的特工力量，擅长利用夜色、地形和伪装接近目标。高平一带山地密集，村落、河谷和林木交错，正规部队的火力优势在近距离和复杂地形中并不容易完全发挥。

但特工行动再大胆，也不能替代情报确认。没有内线配合，只凭短促袭击留下的现场情况，极易把局部战果误判成全局胜利。越方公开宣称“活捉张万年”，恰恰暴露出他们对127师指挥位置和内部情况并未完全掌握。

褚传禹后来严厉批评张万年，也有现实依据。按照部队作战条例，师级指挥部不应过分靠近前沿，更不能让敌方轻易摸到通信节点。张万年却把指挥位置推得很近，目的并不复杂：山岳丛林作战中，部队过于分散，命令传递慢，遇到穿插和夜袭时更难集中兵力。

张万年采取的是一种冒险的前沿指挥方式。白天，师部尽量靠近前线，便于掌握战况、调整火力和下达命令；夜间，则根据地形收缩部署。这样的安排提高了指挥效率，却也把师部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此次通信车辆遇袭，说明警戒体系仍有漏洞。

面对军长的质问，张万年解释了自己的考虑。褚传禹并没有因为战场环境复杂就放松要求。作战条例不是摆设，越是紧张的战局，越需要用制度限制个人判断。指挥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通，但必须清楚变通可能带来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127师并非一支普通部队。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在人民军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战斗传统。张万年能够担任该师师长，靠的是长期积累的指挥能力，而不是一个响亮称号。越军持续关注127师，也与这支部队的作战表现有关。

越方的宣传没有改变战场事实，却制造了短暂的紧张气氛。对解放军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回应一句广播，而是迅速确认师长位置、核实指挥系统、判断部队是否受到影响。褚传禹那通急电，解决的正是这三个问题。

随后，127师继续维持作战行动，越方所谓“活捉张万年”的说法自然失去依据。一次成功的近距离袭扰，被夸大成彻底摧毁指挥部，背后既有心理战因素，也有战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判。对指挥员来说，这场虚惊留下的教训很具体：前沿指挥可以争取主动，但任何主动都不能脱离警戒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