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这的确很强大。但如果把市场展开，做全球的生意，你会发现，一个大而全的体系不等于效率最高的体系，这就是大卫.李嘉图说的比较优势。与美国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偏低，而能耗要高得多。说是再俗点，产量很大，钱赚得不多。

以苹果手机为例。

一台 iPhone，最终组装在中国完成，所以整机出厂的增加值，会计入中国 GDP。这就造成一个直观现象：中国产值体量巨大，但留在国内的利润非常薄；美国掌握芯片设计、操作系统、专利、品牌定义这些顶端环节，投入的生产劳动力很少，却拿走绝大多数利润。

假定一台售价 1000 美元的 iPhone：

中国工厂负责最后的整机组装，还有电池、金属中框、各类小配件生产。 从 GDP 统计：这部分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大约 100–150 美元，全部计入中国 GDP。利润占比2%上下，而美国是高附加值，利润占比58-60%。在劳动生产率和能耗上两国没有可比性。

所以，撇开深层的问题不谈，单就效率而言，已经能说明问题。

对比之下，劳动力成本与价值不对称，GDP生产总量的大，不等于居民收入的高；不是企业有多抠门，是我们强在物理取舍，弱在价值取舍。

当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在一个和平岁月，大家各做各的比较优势，美国获取了巨大的价值优势，但在新冷战的背景下，暴露出了产业空心化的劣势。特朗普被两件事惊掉了下巴，一是俄乌冲突常规装备与弹药的损耗， 打的都是基础工业，在这方面美国与中国也一样没有可比性；二是疫情期间，再掀桌子，还是要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进口口罩。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要走制造业回流，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对着干。

中国强大的生产力，带不起消费，不仅仅是效率问题，也存在选择性。

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就是计划资本驱动，也称之为生产者模式；而不是居民收入驱动，也称之为消费者模式。

前者天然重生产，轻消费，消费跟着生产跑；后者天然重消费，是生产跟着消费跑。

同样是狠狠地砸下一笔钱，消费者模式是钱做了转移支付，提高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托底，甚至像新加坡老百姓不差钱，年年还是会发钱；居民手里有钱，市场就有了需求，生产跟着消费跑，消费跑得快，生产者也赚得多，国家税收上去了，形成一个消费到生产、生产回到消费的闭环。

反之，钱砸向了公共设施、大基建，气势如虹，城市建设很漂亮，但存在效率递减，存在软预算约束，账本上就出问题了，因为投入与收入不同频，大量的资金在这种低价值的洼地里，企业利润上不去，员工工资也上不去，而社会保障托底不强，生产与消费脱节，就进入了下降螺旋。

当然，这不是在陈述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核心问题的在于：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如果强调生产者模式，一定要走出指令经济的陷阱，然而，这时你又会发现，生产要跟着消费走，首先要做的事，是向消费砸钱，而不是向生产砸钱。

经济学没有绝对性，只有相对性，当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就需要选准方向做调整。

十一的消费仍然不理想，这很可能引起政策对方向的再定义——转向消费者驱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