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参考文献：《张云逸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公开党史资料、海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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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秋阳从窗棂斜进来，落在授衔队伍的最前排。一位戴圆框眼镜的老人站在那里，呢料军服笔挺，胸前压着三枚一级勋章。

念到名字，他向前一步。63岁，这一天授衔的十位大将里，他年纪最大，从军最早，身上却连一块伤疤也没有。

命令状递到手里，握手，敬礼。动作不快，礼毕，手放下，眼睛已经红了。

台下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位老将军，拿的可是元帅的工资。

这话不是玩笑。1955年全军评定级别，大将按惯例定行政四级，唯独他一个人定在行政三级，那是元帅的规格。

这份待遇从哪儿来，得从他十六岁那年的一把小刀说起。

[一]【十六岁，一把小刀划破手指】

1892年8月10日，广东文昌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一户贫农家添了个男丁。

那地方如今属海南文昌文城镇上僚下村，靠海，地薄，一亩田打不了几斗粮。

家里地少人多，日子过得紧。7岁那年，父母咬牙送他进私塾，12岁转到本乡启明高等小学。读书的钱是东拼西凑来的。

1908年，16岁的他考上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二期。

学堂设在广州黄埔，课程是给陆军军官打底子的：队列、测绘、战术、体操。

他在这里第一次读到革命党人传进来的书报。

1909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入会要填志愿书，一屋子人还在犹豫，他先拿起小刀，在指肚上猛地一划。

血珠涌出来，滴在纸上。他说：“杀头尚且不怕，流点血算得了什么？”

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之役。黄兴带着敢死队攻进两广总督衙门，巷战打了一昼夜，喻培伦、林觉民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那年他19岁，手脚利落，被派去当炸弹队队长。

打到后面，炸弹扔光了，身边的人死伤大半，上头下令撤。

城门几个道口全是重兵，化了装也出不去，他带着几个同志藏进一间民宅。

第二天清早，他挎一只竹篮，装成上街买菜的百姓，出门探路。

他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清兵呼喝着从身边冲过去，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一眼。

等他绕回那条巷子，民宅已经被围，藏在里头的同志全被搜出来，枪杀在路口。

广州的百姓后来收殓烈士遗骸，收得72具，葬在黄花岗。

多年以后他跟人说起那只竹篮，语气很轻：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起来。他提前离开学堂，请缨当炸弹队队长，攻打两广总督府。

1912年，他进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4年毕业，被派到统治海南岛的龙济光部，明面上是军官，暗地里做革命活动。

1921年在陈炯明部当营长，1923年去揭阳当县长，为官清正，廖仲恺称赞过。1924年回到粤军，在许崇智部当旅长。

1926年，北伐开始。他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肩上扛的是少将军衔。那一年他34岁，月薪几百块大洋，前程正亮。

第四军里有一批共产党员，打仗的时候冲锋在前，撤退的时候留在后头。他看了整整一年，看明白了这支队伍为什么和别的不一样。

1926年，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将的薪饷没了，安稳的日子也没了。

1927年6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组建警卫团，他力荐卢德铭当团长，这个团后来成了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大革命失败前后，他掩护周士第等共产党员脱险，支持所部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脱离第四军，经香港转到上海。

1927年，张发奎派他带800人去海口接任琼崖守备司令。

队伍一上岸就被缴了械，幸亏他坐的那条船还在海上，人躲过一劫。

1929年5月，他从上海到香港，再转往广西。这一步走出去，就是右江边上的那场起义。

[二]【右江边，六千条枪上了船】

1929年7月，他被派往南宁做兵运，实职是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

这两支部队是旧军队，兵是招来的，官是派来的，规矩还是老规矩。

他一点一点改：换教官，改操典，撤掉吃空饷的，把班排长重新排过。

几个月下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换了筋骨，成了党能指挥的队伍。

那年秋天，他把广西军械库里存的东西清了一遍：五六千支步枪，几门山炮，一批迫击炮、机关枪，还有电台。

装船是在夜里。一箱一箱抬上开往右江的汽船，邓小平带着党组织溯江而上，他带着队伍走陆路掩护。

10月28日，他以“右江督办”的名义，请警备第三大队的头目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酒席摆好，酒杯一端，人就拿下了。

12月11日，百色起义。右江边上竖起一面军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

1930年春天，他带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三千多人从河池出发，占怀远，入贵州，过苗山，一直打到榕江。

红军喊出的口号是“攻下榕城，纪念五一节”。他亲自到前线指挥，5月1日下午把城攻了下来。

1930年10月，部队按当时中央的指示北上，目标是打大城市。11月7日河池党代会整编，随后东进。

1931年1月2日，部队进占全州。会上有人还要打桂林，他和邓小平以及前委多数同志把账算了一遍，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

2月，部队东渡乐昌河，遭粤军拦截，队伍被切成两半。

他带着没过去的第五十八团一部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七八百人，被压在河这边。渡口被封，四面临敌。

他带着这些人后撤30里，撤进一个山村。第二天，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说了一段话。

“同志们，咱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被敌人消灭，一条是消灭敌人，去找中央红军，大家看走哪条路好？”

几百人齐声吼：找中央红军。山谷里回声不断。

伤兵要枪，炊事员要枪，卫生员也要枪。那支残缺不全的五十八团，就这样在山沟里重新立了起来。

几天急行军，他们在乐昌和坪石之间渡过了河。进湖南以后，几乎天天都在翻山和打仗。

1931年7月，红七军渡过赣江，在雩都桥头圩同中央红军会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下一面锦旗，上面四个字：转战千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任红八军团参谋长，12月复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

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他打摆子，高烧不退，有一回从马背上摔下来，昏了过去，醒过来还是跟着队伍走。

1937年3月，他任红军后方司令部代理司令员。4月，他随周恩来自延安去西安谈判。

卡车行到劳山一处拐弯，山上枪声大作，两百多匪徒居高临下地打。警卫员负了重伤，司机的腿被打断。

周恩来要他带人先撤，他往车门边一挡：“你们先走，我是老兵了，战死无憾！”

一行人钻进对面山上的灌木丛，才冲出包围。事后周恩来笑着对他说：我们不仅是战友了，又成了难友了。

1937年5月，中央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6月上旬他飞到南宁，白崇禧亲自到机场迎接。谈判从6月12日开始，26日谈成七条纲领草案。七七事变就在这之后爆发。

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要下山整编，新四军的组建提上了日程。

[三]【从澳门请回叶挺】

新四军要成立，第一件事是定军长。这个人得国共两边都能接受，还得在旧军队里有威望。

中央想到了叶挺。叶挺自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以后，避居澳门，一住十年。

中央把请叶挺出山的任务交给了张云逸。他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上层的关系到了澳门。

两人在广州就相识，见面没有客套。他把十年来的情况讲了一遍，讲了日本人打进来以后的形势，随后拿出那份电报。

叶挺看完电报，当即表示接受，随后束装出发，到上海同周恩来见了面。十年的幽居日子到此结束。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当军长，项英当副军长，张云逸当参谋长。

2月，他奉命去福建，同陈仪谈判红军游击队北上抗日的事。谈了几轮，陈仪同意在福州设办事处，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归还闽西游击队的人和枪。

他又转到漳州，一趟一趟交涉，末了要回300多支枪，都是坏的。闽南失散的游击队员，他一个一个找回来，凑了100多人，后来带到安徽岩寺。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他任总指挥，徐海东任副总指挥，兼前委书记。

1940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江北部队前后都是敌人。他把话说得很直：这仗非打不可，打就一定要打赢。

第七团在界牌附近击溃来犯的部队，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配合攻下施集，第十四团从北面攻入定远县城。皖东根据地站住了脚。

也就在1940年2月，他的妻子韩碧和年幼的儿子被扣押。

他照常指挥作战，3月31日致电有关方面，揭露这件事，提出严正抗议。母子二人到9月才获释。

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遭袭，中央决定重建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

淮南那几年是最苦的日子。日伪军来打，顽军来挤，经济上还被封锁。

1943年1月，他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协助陈毅指挥盐阜区反“扫荡”和山子头战役。

这年3月底日伪军大举“扫荡”盐阜区，他抓住敌人后方空虚，在交通线上反击，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获近800名，攻克据点50多处。

11月陈毅赴延安以后，新四军的军事工作由他主持。

抗战胜利后，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陈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兼第一副司令员。

1947年2月，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8月兼任华东后方工委书记，管的是精简整编与支援前线。

莱芜战役中，地方武装一夜之间把坊子到兰村二百多里铁路全部破坏，切断了国民党军的交通。

三年解放战争，山东有700多万人支前，把8.5亿斤粮食和大量作战物资送到前线。

1949年9月，中央任命他为华南分局第二书记，随后任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广西是解放最晚的区域之一，穷，且匪患极重。他到任以后，把“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定为中心任务。

1952年，体弱多病，他相继辞去领导职务，到北京休养。

[四]【1955年，一份名单送进中南海】

1955年，是这支军队换筋骨的一年。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三样制度一起立起来。

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军衔分帅、将、校、尉四等，评定工作交给总干部部。

名单报到上面：元帅十位，大将十位，上将五十七位，中将一百七十七位，少将一千三百六十位。

大将只有十个名字，材料夹得有一寸厚，每一页都是一个人几十年的账。

翻到张云逸那一页，纸面上的东西和别的不太一样。

1892年生，1908年从军，1909年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26年入党，1929年领导百色起义。

另一行写的是他的身体：1952年起，因体弱多病相继辞去领导职务，现在在北京休养。

评定级别的时候，问题卡在一张表上。按惯例，大将定行政四级。

他的名字后头，有人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记号，旁边写了两个字：另议。

这不是小事。级别牵着工资、住房、用车、医疗，动一格要牵一片。

总干部部把这一页单独抽出来，附了一段说明：该同志参加革命早，经历特殊，身体情况特殊。

材料一层一层往上走，从总干部部到军委，送进中南海。

那天屋里的光线不算好。材料摊在桌上，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另议”这一页，手停住了。

屋里没有人说话。纸页翻动的声音也停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动静。

伟人把材料合上，放在手边，坐了很久，没有动。

接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声叹，屋里的人都听见了，谁也没有接话。

过了一会儿，伟人叹气后说出一句话。

这句话不长，声音也不高。说完，屋里更静了。

材料从里面送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值班的人接过文件夹，翻开那一页，看见上头添了一行字，末尾盖了印。

第二天，总干部部的表格上，张云逸那一栏的级别，改成了行政三级。

行政三级，是元帅的规格。十位大将，九位是行政四级，只有这一栏，是三级。

而那份批件上除了级别，还留着一行评语。

那行评语，后来被一茬又一茬的人从档案里翻出来，抄进书里，抄进讲稿里。

而当这份批件从中南海送回总干部部、当值班的人在灯下重新抄录那行字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几句不长的评语，会在几十年后成为那枚大将衔最沉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