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会议上的火药味

　　聊起长征，大家脑子里多半浮现的是毛主席在枪林弹雨里运筹帷幄的模样。那时候的仗打得险，队伍在崇山峻岭里钻来钻去，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偏偏就是被他带着一次次突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全成了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正是这一连串的胜仗，让毛主席在队伍里的威望一点点立了起来，到了后来，几乎没人再质疑他能不能带兵。

　　可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九三五年那个改变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室里，曾有一位干部当众冲着毛主席拍了桌子，话里话外都在说他根本不懂怎么带兵，只会翻古书。这个人，就是凯丰。更叫人意外的是，当时拍桌子的还不止他一个心思，不少留苏回来的干部，对毛主席那套从山沟里琢磨出来的打法，心里都犯嘀咕。

　　说起来也怪，凯丰并不是什么反动派，更不是敌人安插的钉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是正统的留苏派，理论底子厚得很，张口闭口都是马列原著。可偏偏就是他，在多数人开始靠拢毛主席的时候，站出来唱了反调，那股子较真的劲儿，把会场气氛都弄得紧绷绷的。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冲突之后，他不但没被整肃，后来的路子还越走越宽，甚至成了党的宣传战线上挑大梁的人物，建国后还坐到了中宣部副部长的位子。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人的观念，又怎么能转得这么彻底？要弄明白这件事，光看那一幕吵架不够，得把时钟往回拨。当时红军里头，本来就有两股思路在暗暗较劲，一股是照搬苏联教科书、讲究正规战的，一股是立足中国山头河湖、讲究灵活机动的。凯丰站在前一边，满脑子都是本本，所以当他敢在会上顶撞，也就不奇怪了。

　　说穿了，凯丰那一声拍桌子，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个信奉书本的年轻人，撞上了土生土长、靠实战说话的领袖。这样的碰撞，在那样一个大转折的年月里，其实再正常不过，只是他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它记挂了一辈子。

　　更要紧的是，在当时的红军高层里，凯丰这样的想法并不孤单。不少人从苏联背回来一整套军事条令，遇事就拿本本比对，觉得只要照着条文走就不会错。他们打心眼里怀疑，一个没留过洋、满脚泥巴的湖南人，真能比洋顾问更会打仗。

萍乡出来的读书种子

　　凯丰是江西萍乡人，家里条件说不上宽裕，但好在赶上了读书的机会。他先在私塾里啃四书五经，先生教得严，他也肯下苦功，一笔小楷写得端正。后来考进萍乡中学，那几年正赶上外面风起云涌，新思想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什么民主、科学、救中国，听得年轻人心里直痒。他在学校里结识了一帮有想法的同学，慢慢看见底层百姓过得有多苦，租子重、日子难，心里那股想改变国家命运的小火苗，就这么被悄悄点着了。

　　中学毕业后，他考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同学一起翻《新青年》《语丝》这类进步刊物，越读越坐不住。那时候的青年，谁不想着救中国？他干脆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里，入了团，还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成了学生里领头的一个。因为他脑子活、嘴皮子利索，遇事能讲出一套道理，登台演说能把人说得心服，组织上觉得这是块好料，一九二七年便送他去莫斯科深造。

　　这一去可不得了。他在那边进了课堂，系统啃了革命理论，如饥似渴地读原著，成绩在同期留学生里数得着，也给博古等人留下了好学能写的印象。他认识了博古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和博古尤其投缘，两人常在一块儿讨论时局，争得面红耳赤却又越聊越投契，结下了不浅的交情。从苏联回来后，是博古介绍他正式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