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劣迹艺人”的帽子，扣了六七年，没人拿出过一张纸。

一个农民歌手，翻红靠的是网友玩梗，栽跟头靠的却是一群躲在屏幕后面的人，一单一单地打12345，一口一个“劣迹艺人”，打到主办方扛不住为止。

这件事最拧巴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人不需要被证明有错，只需要被反复举报，就足以让他的饭碗先碎掉。

10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了一篇评论，标题叫《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

评论还点了一个细节，恶意举报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形成了黑灰产业，25块钱能举报一个账号500次，1200块可以让一个账号消失。

依我的观察，人民日报这个发声不是站队，而是在划一条线。举报制度本身是好东西，门槛低、保护举报人，目的是让真正的问题被看见。

这跟“反映问题”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更像是在用公共渠道干私活。

10月29日，北京杨安明律师团队到了朱楼村。

这一次杨安明明确说，优先争取走公诉。公诉和自诉的差别，说白了就是：自诉是你一个人跟对方打，公诉是国家接手来查。

两个月瘦了二十多斤，一个以前被踹了门还笑呵呵的人，这回不笑了。

结果只停了两三个月，又开始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斐然分析过这份保证书的效力。

没有经过法院司法确认，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但它在民事上可以锁定前序侵权事实，对方明知故犯，主观恶性比第一次更高。

但讨厌一个人，和组织一群人反复用公共投诉渠道去切断他的生计，是两码事。前者是情绪，后者是操作。

举报者藏在群聊里，被举报的人站在台上自证。

人民日报评论里那句话说得挺准，被举报的一方要花时间和精力自证，要承担舆论和心理压力，合作机会可能说没就没，如果举报是恶意的，这就是无妄之灾。

站在我的立场看，法律上“举报”和“滥用举报”之间那条线，其实没有那么模糊。如实反映问题、有基本事实依据、走正常渠道，那是权利。

捏造“劣迹艺人”的定性、建群分工、跨省盯行程、批量打热线，目的不是让问题被解决，而是让一个人的演出被取消——这已经不是监督了，是拿公共资源当棍子使。

2023年那次庭外调解，他给了对方一个台阶，换来两三个月的消停。这一次他选了公诉方向，选了不接受调解，选了让警方先受理、让侦查先走。

一个靠嗓子从地里唱出来的人，用了六七年才搞明白一件事：有些恶意不是忍一忍就会过去的，它只会把“忍”当成许可。

这回黑粉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农民歌手的忍耐，而是一套已经启动的法律程序。至于结果，等警方和法院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