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江苏盐城建湖县，章含之抱着丈夫乔冠华的骨灰盒而来。她此行没有送别仪式，也没有惊动太多人，只想完成乔冠华生前留下的一桩心愿：回到故乡安葬。

乔冠华于1983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骨灰曾在八宝山存放数日，随后被章含之带回身边。她把骨灰盒放在卧室里一年多，既是为了陪伴亡夫，也是为了等一个合适的归宿。

盐城方面当时安排了接待。乔冠华的亲属设宴，并邀请当地有关人士出席。然而，出席者大多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主要负责人并未露面。席间气氛并不热烈，来客都明白其中意味。

章含之没有追问。

她没有在饭桌上提出迁葬请求，也没有让亲属继续周旋。住了几天后，便带着骨灰盒离开盐城，返回上海。对她而言，落叶归根是丈夫的遗愿，但完成遗愿不能靠强求。

乔冠华与盐城的关系，并非普通的籍贯关系。他1913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少年时期在当地求学。北伐时期，革命思潮传入校园，他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淮美中学等处读书，曾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

后来转入亭湖中学，他又因组织反对校方的活动离校。那些经历谈不上顺利，却让年轻的乔冠华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方向。此后，他走上新闻和外交道路，笔锋与谈判桌成为一生的重要工具。

抗战时期，乔冠华曾以“乔木”为笔名撰写国际述评，与胡乔木并称“南北二乔”。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参与板门店谈判等事务，后来又参与中美接触、中日建交以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重大外交活动。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大会现场，乔冠华仰头大笑的照片传遍国内外。那一笑并非私人喜悦，而是外交局势长期变化后，中国代表团面对重大突破时的真实反应。

盐城没有立即接纳骨灰，章含之便开始寻找新的安葬地点。她想到苏州，遂请在苏州医学院任教的李颢教授代为打听。李颢找到吴县县委书记管正，说明了章含之的来意。

管正听完，没有绕弯子，直接表示：“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想葬在哪里，我们尽力安排。”这句话很短，却替章含之解了围。苏州方面接住的，不只是一个骨灰盒，还有一位外交工作者身后的体面。

章含之随后前往吴县，在洞庭东山南坡选定墓地，乔冠华的骨灰在那里安葬。对她来说，这既是现实选择，也带着一层复杂心情：丈夫没能回到出生地，但总算有了山水相伴的安息之所。

多年以后，盐城方面重新提出迁葬请求，希望在乔冠华故里修建纪念场所，并以“冠华大街”等方式保存地方记忆。章含之陷入两难：迁回盐城，符合乔冠华遗愿；留在苏州，则不能忘记当年吴县给予的帮助。

经过协调，双方达成安排。乔冠华墓迁回盐城，苏州原墓地保留旧址，并立碑说明安葬时间。这样一来，苏州留下了曾经的墓地，盐城则迎回了乔冠华的遗骨，两地都保存了这段历史。

2003年，建湖县又提出将墓地迁回县城。家属没有同意再次迁动，而是在乔冠华故居旁修建衣冠冢，陈列他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乔冠华与前妻龚澎的子女还提出，希望父母能够合葬，章含之对此表示理解并予以支持。

上海福寿园后来也为乔冠华设置了墓碑和纪念设施。乔冠华长期在上海工作，章含之年事渐高，往返苏州祭扫已不方便，加上她身后希望与父亲章士钊安葬在一起，于是接受了这一安排。

一位外交部长，身后留下的不只是姓名和履历，也牵连着故乡、亲属、旧友与曾经伸出援手的人。乔冠华的安葬地点几经变化，几块墓地分别保存着不同阶段的记忆：建湖记着他的童年，苏州记着一场援手，上海则留住了他长期工作生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