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四川卓木碉，红军队伍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关口。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喜悦已经散去，草地行军带来的疲惫、部队实力的差距，以及对前进方向的争论，全部压在了干部们心头。

懋功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转战，兵力损失很大，装备和粮食也十分紧张。红四方面军刚从川陕根据地转移出来，部队数量较多，物资相对充足。表面看是两支主力汇合，实际上双方处境并不相同，这种差异也加重了后来的矛盾。

中央原本计划两路北上。队伍刚刚行动，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并逐渐把军事分歧变成了组织上的对立。朱德、刘伯承等人坚持维护中央的统一指挥，徐向前也多次表示异议。可在卓木碉会议上，几名来自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却作了不利于中央的发言。

他们是何长工、罗炳辉、李卓然和邵式平。四人都不是普通干部，过去在红一方面军中有很深资历，发言自然容易引起重视。徐向前回忆，当时会场气氛紧张，张国焘点名让他们讲话，几个人列举了不少情况，态度也很激烈，使许多红四方面军干部受到影响。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唏嘘，不只是因为他们一时站错了方向，更在于四人此前都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

何长工原名何坤，“长工”这个名字，是毛泽东为他改的。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他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来，为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何长工跋涉湖南、广东多地，终于在1927年年底联系上朱德、陈毅等人，为两支队伍日后会师发挥了作用。

正因为有这层经历，何长工在红军中的地位一直不低。1930年，他担任红八军军长，长征期间任红九军团政治委员。红军改编后，红九军团改称红三十二军，何长工仍在其中任职。

草地分兵前后，红三十二军内部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曾设法联系支持北上的干部，但队伍最终被困在左路军系统内。何长工后来承认，自己当时受到环境和压力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判断出现了错误。

这次失误改变了他的军旅道路。此后，他更多从事军事教育、军工和后勤建设，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有关职务，也负责过东北军工工作。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何长工没有参加授衔。1980年，他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仍在国家建设中承担重要工作。

罗炳辉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他早年出身旧军队，1929年参加革命，善于带兵，作战果断，是后来公认的军事家。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时，他在部队中威望很高。

草地分兵后，彭绍辉曾试图离开左路军，追赶中央红军。他写给朱德的信，经原红九军团干部转交时，没有直接送到朱德手中，而是到了罗炳辉那里，随后又被转给张国焘。彭绍辉因此遭到严厉审问，险些发生意外，朱德出面才使事情平息。

这一细节说明，罗炳辉当时的选择并非无关紧要，而可能直接影响同志的安危。不过，中央并没有因此否定他的全部功绩。抗战时期，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后来又担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

遗憾的是，长期战争损害了罗炳辉的身体。1946年6月，他因病在山东去世，年仅四十九岁。倘若身体允许，他在军队中的发展本来很有希望。

李卓然则是另一种情况。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在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央苏区的重要政治和机关职务。毛泽东处境困难时，他仍多次前往探望；遵义会议前后，他也支持恢复正确的军事领导。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与中央关系密切的干部，在卓木碉会议上同样支持了南下主张。此后，他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和西路军政治部的领导工作。西路军失败后，他辗转到新疆，军事生涯基本结束，回到延安后转向宣传和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邵式平早年与方志敏共同领导赣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创建根据地和红军队伍，毛泽东评价他能文能武。长征初期，他曾任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后来因组织调整担任红五军团工作部部长。

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期间，邵式平两次支持南下路线，确实走了弯路。此后，他逐渐离开一线军事岗位，转入干部教育、经济管理等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确定他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在江西工作多年，直到1965年去世。

四人中，只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始终坚持执行中央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董振堂并非井冈山时期的老将，而是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坚定立场。卓木碉会场上的选择，既有个人判断，也有环境压力，但责任终究不能完全推给环境。对于这四人而言，后来继续工作的岗位不同，人生轨迹也各自转折，那次错误却始终是他们革命经历中无法绕开的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