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江西弋阳县，一份烈士家属普查登记表上，有人在一行表格里写下了一句话。

“此人在长征途中吃不了苦，逃离革命队伍，现下落不明。”

这句话落笔的时候，被登记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十五年。他死在陕北，死的时候身份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那个团在长征路上叫“开路先锋团”，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都是这个团打的。毛泽东叫这个团的团长“先锋”，朱德叫他“斧头将军”。

但在1950年的弋阳，没有人知道这些。填表的人不知道，被登记者的老母亲不知道，那个被送去做童养媳的女儿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个人跟着红军走了，再也没回来。于是“没回来”被翻译成了“跑了”，一个在陕北窑洞里因为高烧摸到枕头下的手枪而意外丧命的团长，在家乡的档案上变成了一个“吃不了苦”的逃兵。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地方。最离谱的地方是，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了。

一、先把这个人的“真身”摆出来：红四团团长，长征路上的开路刀尖

黄开湘，1901年生，江西弋阳漆工镇人，箍桶匠出身，会武艺，惯用一把斧头。1926年由方志敏介绍入党，在赣东北苏区打出了“斧头将军”的名号。周恩来送过他一块怀表，朱德送过他一把手枪，叮嘱他“以后别再用斧头肉搏了”。

1935年1月，他接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政委是杨成武。红四团在长征中的角色，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大部队还没动，他们先动；最险的路，他们先走。遵义会议期间，红四团在松坎守了七天，负责外围警戒。四渡赤水，他们掩护过朱德脱险。但真正让黄开湘这个名字（如果它被写对的话）刻进战史的，是两场仗。

第一场，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8日，红四团距泸定桥还有240里山路。军委的命令是第二天必须拿下。黄开湘和杨成武带着部队连夜奔袭，饿了嚼生米，渴了喝雨水，夜里怕困得踩空掉下山谷，战士们把绑腿互相拴在一起，彼此牵着走。29日清晨赶到桥西，桥板已经被拆光，只剩十三根铁索。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攀着铁索往对岸冲，黄开湘和杨成武在后面调度火力掩护。桥拿下，北上通道打开。

第二场，腊子口。1935年9月，天险腊子口，正面攻了几次都被挡回来。黄开湘和杨成武到前沿看地形，发现敌人兵力全堆在正面，两侧峭壁高地反而薄弱。黄开湘带一营两个连加侦察连，绕道攀悬崖，摸到敌人侧后打碉堡；杨成武在正面牵制。两路同时动手，防线崩了。

毛泽东后来接见部队时说了一句话：“有斧头将军和白袍小将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斧头将军是黄开湘，白袍小将是杨成武。

这是1935年9月的黄开湘。两个月之后，他死了。死因是一声枪响。而正是这声枪响，加上一个被听错的姓氏，把他的身后事搅成了一团五十年都解不开的乱麻。

二、1935年11月那一声枪响：高烧、手枪和一块没有“烈士”二字的木牌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黄开湘和杨成武接到通知去参加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两个人策马跑了五十多里路赶过去，听完毛泽东的报告，中央给每人发了一块大洋加餐。回来的路上淋了一场大雨，两个人都染上了伤寒。

杨成武底子好一些，扛过来了。黄开湘不行。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被送进了军委卫生部。一天夜里，他摸到了枕头底下的左轮手枪。那把手枪，就是朱德送给他的那一把。枪响了，子弹击穿了头部。

当时没有人把这当成一起“事件”去仔细甄别。长征刚结束，部队从上到下都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善后工作。一个团长在病中死于枪支走火，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直接的处理方式就是按“自戕”记录，草草安葬。战友们用木板做了一块墓碑，上面写了九个字：“红军团长王开湘之墓”。

注意这九个字。第一，没有“烈士”两个字。第二，姓氏写错了。写的是“王”，不是“黄”。

杨成武当时也在病中，等他得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人已经下葬了。他看到的是一块写着“王开湘”的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