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满，案件处理再次摆到中央面前。有关部门请示意见时，陈云没有长篇议论，只让秘书转达了一句话：“不管怎么处理，不杀就成。”这句话很短，却牵动着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与司法抉择。

江青并非普通刑事犯。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风暴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集团，利用特殊政治地位打击干部，冲击党政机构，造成了严重后果。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四人帮”，中国政治局势才发生根本转折。

陈云在其中的态度，不能简单理解为“反对追究”。恰恰相反，他很早就判断，这场斗争无法回避。1976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逝世不久，陈云曾到西山同叶剑英商议局势。面对“四人帮”继续掌权可能带来的风险，他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支持采取行动，与后来反对极刑，并不矛盾。

矛盾的关键在于，粉碎政治集团是一回事，如何依法处理涉案人员又是另一回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成立，陈云当选第一书记。中央随后把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任务交给中央纪委，目的并不只是定罪，更要把事实、责任和证据一项项理清。

这项工作很难。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审查牵涉人员众多，材料来源复杂；“四人帮”掌权期间，又曾对相关问题进行压制和掩盖。案件材料中，既有真实证据，也有未经核实的口供，甚至夹杂着个人报复和夸大成分。审理人员必须区分政治判断、党纪责任与刑事犯罪，不能把所有问题混成一团。

中央纪委成立审理领导机构，并设立“两案”审理办公室，从各地抽调干部。材料接收后，逐件登记，逐页核对，按人审阅。哪些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哪些还需调查，哪些属于失实甚至诬陷，都要重新辨认。陈云反复强调，必须实事求是，核实材料，还要同本人见面，不能只凭旧案卷作结论。

有意思的是，陈云还特别主张区分林彪集团与“四人帮”。1977年春，他在杭州休养期间谈到此事，认为“四人帮”主要依靠政治投机和阴谋活动，而林彪集团中的一些人，在战争年代曾经参加作战、拥有战功，后来虽然犯下严重罪行，处理时也应当把不同性质、不同经历区分开来。

这不是替任何人开脱，而是反对用一种尺度处理所有人。政治责任、历史贡献和现实罪行可以同时存在，不能因为有过战功，就抹去后来造成的危害；也不能因为犯下罪行，就把此前一切经历简单否定。陈云看重的，正是案件处理中的分寸和边界。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出判决，江青、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姚文元、王洪文等分别被判刑。判决公布后，社会上要求严惩的声音很强烈，许多受迫害干部和群众认为，不处以极刑难以平息积压多年的愤怒。

陈云却在政治局讨论中坚持，党内政治斗争不能开杀戒。他曾表示，如果会议决定杀人，应当把“陈云不同意”写进记录。这个意见并非出于对江青的个人好恶。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曾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来也受到江青集团的打击。正因如此，他若以私人恩怨推动判决，反而容易陷入另一种不公。

1983年，江青的死刑缓期执行期满。按照法律程序，相关机关需要根据服刑表现和案件情况作出处理。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陈云那句“不杀就成”，成为这一处理意见背后的鲜明表达：罪责必须承担，但国家不能把政治清算变成无休止的报复。

对林彪集团其他主犯及涉案人员，中央也没有一律株连。年老多病者依法保外就医，部分家属按有关政策安置，子女升学就业原则上不受牵连。邱会作后来感慨：“中央这样做，政策得人心。”这类安排并不意味着否认案件结论，而是把个人刑责与亲属责任严格分开。

从粉碎“四人帮”到“两案”审判，真正艰难的地方并不只是查清罪行，还在于让处理结果经得起事实、法律和政治后果的检验。陈云坚持重罪重判，却反对以死刑扩大惩罚范围，正是因为他清楚，党和国家一旦把极刑用于内部政治斗争，留下的制度教训将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