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深度医疗观察，旨在促进医学交流与学习
开篇引言
时光回溯到四十余载前，湖南肿瘤医院内，一位中年中医掷地有声地宣称：“西医已判‘死刑’的癌症患者，不妨交给我一试。”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随即爆发出阵阵难以置信的笑声。毕竟，在众人眼中，一位仅凭把脉开方的老中医，如何能承担起挽救那些被医院放弃的生命的重任？
然而，潘敏求却将这句话，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信念与追求！
先来一窥他今日的诊疗室景象
步入潘敏求的诊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块擦得光可鉴人的“国医大师”牌匾，桌上处方笺堆积如山，远超病历的高度。
尽管已年逾八旬，他仍坚持每周坐诊、带教查房，并担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2017年6月，他荣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颁发的第三届“国医大师”殊荣。
这一称号每五年评选一次，全国仅有三十人能够获此殊荣，且要求从医年限需达五十五年以上，同时在临床、科研、教学三大领域均有卓越贡献。
早在2008年，他便已荣获全国名中医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多次受邀前往德国、美国、韩国等国进行学术交流。
他主持并参与了四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累计斩获十五项成果奖，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五部。
他所在的肿瘤专科，也已升级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这份辉煌的“成绩单”，绝非偶然所得。
他培养的学生蒋益兰、曾普华、潘博等，如今均已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医学人才。其中，蒋益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肝复乐的抗癌机制；曾普华则担任研究院附属医院的副院长。
设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至今仍在潘敏求的名下运转，全国各地的疑难肿瘤病例仍源源不断地转诊至此。
然而，谁能想到，四十多年前，他不过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医科里一位敢于挑战常规的中年医生？
四十年前，他在诊室里抛出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在一次会议上，面对西医同行，潘敏求大胆提出了八个字——西医无法治愈的，让中医来尝试。
此言一出，会场顿时陷入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阵阵笑声。
有人认为他是在博取眼球，有人则认为他过于自负，甚至普通民众也在私下议论，西医都束手无策的疾病，中医难道还能创造奇迹？
无法责怪众人的质疑，毕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癌症几乎等同于一张死亡通知书。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即便是先进的西医，面对晚期肿瘤也常常感到无能为力，许多医院甚至选择不再收治这类患者。
病人在经历放化疗后，仍迅速离世，家属手持报告单，满心绝望。
潘敏求目睹这一切，心中无比痛楚，他那句话并非挑衅，而是一个医生不忍心看着病人等待死亡的无奈之举。
顶着全院的质疑声，他毅然决然地接收了一批又一批被其他科室放弃的病人。
为了深入了解每位患者的病情，他主动索要肿瘤病人的资料，逐一了解情况，中医科也因此逐渐从冷清变得繁忙起来。
他的底气，源自那一沓沓翻阅至破旧的泛黄药方
潘敏求的医学根基，早在浏阳的中医世家中便已深深扎根。
1941年，他出生于湖南浏阳，童年的记忆中总有一个比他还高的药柜，爷爷出诊时，他站在柜边踮着脚认药材，《汤头歌》被父亲当作童谣念给他听，他背得滚瓜烂熟。
1963年，他考入湖南中医学院，早读时别人背英语、古诗，只有他一人捧着医书背方剂——他常说，方剂就是医生的“子弹”，背得越熟，上阵时越有底气。
1968年，他被分配到芷江县人民医院，首次出诊便成功救治了一位被蜈蚣咬伤的病人，那人整张脸肿胀发烫、双眼布满血丝，青霉素治疗无效，他一副解毒通便的汤剂下去，几副药后肿胀便消退了。
中医的底气，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真正让这份底气有了明确方向，是在1977年调入湖南省肿瘤医院之后。
他与同为中医的妻子黎越恒携手，创办了国内最早一批中医肿瘤专科医院。
医院开张初期，门庭冷落，病人稀少，白天坐诊，晚上他便翻阅典籍寻找治疗方法。
从1980年起，他带领学生跑遍湖南八十多个县市，深入乡镇卫生院，翻阅老中医的手抄本，三个月内收集了上千个治肿瘤的偏方验方，再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进行筛选，有效的留下，无效的剔除，并在病人身上进行小样本观察。
这种下乡找方、临床验方的“笨功夫”，他一坚持就是十多年。
随着方子的不断积累，思路也逐渐清晰。
他提出肿瘤发病的核心病机是“瘀、毒、虚”三个字：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瘀滞，内外毒素累积，脏腑功能亏虚，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为异常细胞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据此，他制定了“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的治疗原则，这一原则被业内称为“潘氏法则”，并写入了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的《中医内科学》教材。他主持的肝复方治疗肝癌研究，也荣获了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了攻克肝癌，潘敏求的处方经过了六次修改才最终定型，即后来的肝复乐片。
上世纪九十年代，该药获批上市，成为我国首个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中药新药，并被收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医院的对照试验显示，使用肝复乐的中晚期肝癌患者，一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单纯接受放疗、化疗的患者。
新药向全国推广的那天，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他并未将经验独藏，1996年主编的《中华肿瘤治疗大成》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九种经过临床检验的治疗方法，供同行参考。
曾有一位被判“活不过几个月”的肝癌患者，经过他的调理后带瘤生存了十多年，他还坚持无偿回访，帮助病人巩固身体，这样的长期随访案例后来被收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国医大师学术思想传承典型病例库。
尽管名气如此之大，潘敏求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从不夸大中医的作用，反而多次提醒同行，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医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缓解毒副反应、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带瘤生存时间、预防术后复发转移。
他主张中西医各司其职：手术期减毒增效，康复期扶正固本，晚期姑息止痛。
这份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让当年嘲笑他的西医同行也不得不点头称赞。
在他看来，中医抗癌并非神话或玄学，而是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方子、一本又一本的病历积累起来的——这句话，他常常挂在嘴边。
结语
如今，当我们再次提及那位专收他人不愿接收的病人、年逾八旬仍坚守在诊室里的老中医时，答案早已写在了那一沓沓可以复查、可以随访、可以写进药典的处方里。
四十多年前那句无人相信的“狂言”，他用半生时间将其变为了一句实实在在的“真话”。
在疾病面前，能够治愈病人的医生就是好医生，这份公道，他替那些被放弃的生命守护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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