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十八岁离家，每月寄回六百元

母亲下葬的那天下午，弟媳在厨房里和旁人闲聊，说母亲这辈子就攒下了三万块，全在这儿了。我站在门外，默默听完才走进屋内。我外出打工二十四年，累计寄回家三十四万六千元。

我叫韦志勇，今年四十五岁，来自广西柳州柳江区百朋镇。我是一名电焊工，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二十七年。

母亲罗秀珍，享年七十八岁，于九月十一日因脑梗离世。前一天晚上，她还在院子里剥玉米，第二天早上，弟弟去叫她吃饭时，发现她已经不行了。

父亲在二〇一三年因肺气肿去世，临终前在医院躺了四十一天。

我十八岁那年，跟随表哥前往东莞，进入一家五金厂学习电焊。第一个月工资四百二十元，我寄回家三百元。母亲在电话里让我自己留着花，我说我够。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七日，我在镇上的邮政所寄出了第一笔钱，六百元。汇款单是绿色的，需要一张一张填写，填错了就得重填，手续费两元。柜台后的女士姓黄，她问我寄给谁，我说我妈。

从那以后，每个月的十五号前后，我都会去邮局寄钱。六百，六百，六百。后来逐渐涨到八百，一千二，两千。

二〇一九年以后，我开始用手机转账，不用再跑邮局了。但母亲不放心，每次都让弟弟去银行打个存折，确认钱是否到账。

二十四年间，我算过，一共寄了三十四万六千元。

对于出门打工的人来说，寄回家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对家的牵挂和记忆。

母亲不识字，只在村里上过两年夜校，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她写“勇”字时，上面的“甬”总是写歪，最后一竖拖得很长。

母亲一辈子认得的字不多，但“韦志勇”这三个字，她写了二十四年。

我在东莞干了九年，后来去了深圳，再后来回到了柳州，在阳和工业园的一家钢结构厂工作。我考了三个焊工证：手工电弧焊、氩弧焊、二保焊。厂里主要焊接桥梁构件和厂房钢架，一天要蹲八个小时，裤腿上全是焊渣烧的洞。

我现在一个月工资八千五到九千，看加班情况。

妻子覃小梅，四十三岁，在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三千二。女儿韦乐乐，十八岁，今年考上了大专，学护理专业。

弟弟韦志强，四十二岁，一直在村里。他种了六亩甘蔗，农闲时开三轮车给人拉货。母亲一直跟着他生活。

这些年，我和弟弟的关系一般，不是不好，只是有一种隔阂。我一年回去一两趟，春节必回，中秋有时回。每次回去待三四天，给母亲留两千块，给侄儿侄女一人两百，然后就走。

弟弟在家里，母亲头疼脑热是他送医院，屋顶漏雨是他上房修，冬天烧的柴是他上山砍。

我心里清楚这些。但我心里还有另一本账。

我总觉得，我寄回去的钱，母亲攒不住。她一个农村老太太，手里有钱，谁家来借她都给。弟弟盖房，她给了三万。弟弟买车，她给了一万五。这些我都知道。

妻子也曾说过，你寄的那些钱，怕是都填了你弟弟的坑。

我说，算了，她高兴就行。

嘴上说算了，心里却没放下。

去年过年我回去，母亲给我装了一袋腊肉，还有一罐猪油。她站在院门口送我，穿着那件蓝布棉袄，袖口磨破了。她说，勇啊，路上慢点。

我说知道了。

车开出去两百米，我从后视镜里看，她还站在那儿。

母亲的那个院子，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院墙是砖砌的，一米二高，墙头上长着草。左边一个鸡笼，养着七八只鸡。右边一块菜地，种着青菜、葱、辣椒。院里有一口压水井，井台是水泥的，磨得发亮。

母亲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五点半起床，扫院子，喂鸡，烧水。早饭是白粥、咸菜。上午去地里，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坐在门口剥花生，或者跟隔壁的二婶聊天。晚上七点看新闻，九点睡觉。

她一个人住那间屋，弟弟一家住隔壁那栋楼。她不肯搬过去，说不习惯。

我每周打一次电话，礼拜天晚上七点半。她接电话慢，要响七八声。她说，喂，是勇吗。我说是。她说，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她说，外头冷不冷。我说不冷。

就这么几句，三四分钟。有时候我忙，忘了打，她也不打过来。她知道我上班忙。

二〇二二年有一回，我隔了三个礼拜没打。第四个礼拜打过去，是弟弟接的，说母亲在医院，胆囊炎，住了五天。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母亲不让说，说你上班忙。

02 床底下的那个铁盒子

母亲走后第三天，我们开始收拾她的屋子。

屋子是老的土砖房，两间，一间睡人，一间堆东西。她那间屋里，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个五斗柜。墙上贴着一张二〇〇八年的年画，画上是个胖娃娃抱着一条鱼。

弟媳说，哥，母亲的东西你看看，有啥要留的。

我说我先看看。

我蹲下去看床底。床底下有两个坛子，一坛酸菜，一坛米。坛子旁边塞着一个铁盒子，铁的，饼干盒，红双喜牌，盖子上有锈。

我把盒子拖出来，很沉。

弟弟站在门口，说，那盒子母亲不让人碰。

我说你知道里头是什么。

他说不知道。他说母亲每年过年前都要把盒子拿出来，一个人坐在床上翻，翻完了再塞回去。有一回他进去，母亲赶紧盖上，说没啥。

弟媳在厨房里喊，哥，那坛酸菜要不要。

我说不要。

她说，母亲腌的时候还说过年给勇带一坛。

我没接话。

那天上午村里来了不少人。我们这儿办丧事，来的人要上一炷香，吃一顿饭。院子里搭了棚子，摆了八张桌。请的是镇上的厨子，一桌三百八，八个菜。吹打班子四个人，一天一千二。

母亲活着的时候最爱热闹，谁家办事她都去。这回她自己办事，来了二百多人。

我把盒子放在床上，打开。

里头最上面是一沓汇款单，绿色的，用两根橡皮筋捆着。橡皮筋老化了，一碰就断。

我拿起来看。第一张是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七号，六百块。第二张四月十五号，六百。第三张五月十四号，六百。

一张一张，按年份码着。

底下是三本存折。

第一本，农村信用社，绿色封皮，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七日开户。我把存折翻开，第一行是“存入 600.00”。

户名那一栏，写着三个字：韦志勇。

我愣了一下。

第二本，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开户，也是我的名字。

第三本，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开户，还是我的名字。

打开铁盒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二十四年，她一直在替我保管着生活。

我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存折，没动。

弟弟凑过来看了一眼，说，哥，这是你的名字。

我说嗯。

他说，母亲什么时候去开的户。

我说不知道。

存折最底下还压着一本笔记本。红色硬壳，塑料皮，封面上印着“工作笔记”四个金字，掉了两个。里面的纸发黄，边角卷起来。

我翻开第一页。

“2001年3月17日，勇寄600，存600。”

第二页：“2001年4月15日，勇寄600，存600。”

一页一页，全是这样的字。圆珠笔，蓝色的，字大，写得很用力，纸背面能摸出印子。

中间有几页不一样。

“2008年3月6日，取30000，勇盖房。”

“2013年8月20日，取18000，老头住院。”

“2016年9月1日，取24000，乐乐学费。”

“2020年2月18日，取15000，强买车。”

我看到“强买车”这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往下翻。

“2021年5月3日，强垫3200，我住院，没还。”

“2022年11月7日，强垫4100，我住院，没还。”

“2023年2月19日，强垫2800，我住院，没还。”

“2024年6月12日，强垫5600，我住院，没还。”

一共七条，我数了，加起来两万一千四百。

最后一页，字比前面小，写得慢：

“2025年8月10日，勇寄2000，存2000。我这两条腿不行了，怕是见不着了。”

再下面一行：“这钱他一分没少给我，我一分没敢少给他存。”

我拿着本子，坐在床沿上，坐了很久。

她把我的钱一分一分存起来，我却把她一年一年留在了村里。

弟弟在门口站着，没进来。

03 我数了三天三夜

那天晚上我把铁盒子搬回自己屋里，把门关上。

我先把287张汇款单按年份分开，一年一摞，用皮筋捆好。最早的那一摞纸都脆了，一碰就掉渣。

然后我拿计算器，一张一张加。

加到半夜两点，加到二〇〇八年那一摞，我停下来，去院子里抽了根烟。村里没有路灯，天上星星很多。

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接着加。加到中午，加完了。

287张，三十四万六千。

我又把三本存折翻开，一笔一笔对。

第一本，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九年，存入二百零四笔，取出两笔（盖房三万、老头住院一万八），余额四万一千二百六十。

第二本，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七年，存入户数我数了三遍，一百七十六笔，取出一笔（乐乐学费两万四），余额九万六千五百八十。

第三本，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二五年，存入户数一百四十三笔，取出一笔（强买车一万五），余额十七万九千零二。

三本加起来，三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二。

我不信。我又算了一遍。

还是三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二。

我把存折摊在桌上，看着那三行数字，看到天黑。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存折去了镇上的农商行。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把三本存折一本一本刷，刷完抬头看我，说，叔，三本一共三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二块六毛。

我说，这钱动了没有。

她说，取过四笔，都是二〇二〇年以前的。

我说，那这些年利息多少。

她按了计算器，说，五万七千八百四十二。

我从银行出来，站在台阶上。镇上那条街不长，两边是卖化肥的、卖饲料的、修摩托的。有个卖菜的老太太推着车过去，车上放着一杆秤。

我在银行门口站了很久。三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二，加四笔取出的八万七，正好四十万三千八。我寄回家三十四万六，利息五万七千八，一共四十万三千八。

一分不差。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想起二〇一六年乐乐考上高中，学费要交四千八，我跟我妈说了一声，第二天她就让弟弟去镇上取了钱，送到学校。她跟我说，是卖了两头猪。

我想起二〇〇八年我盖房，差三万，我妈说，你别急，妈有。第二天就把钱给我了。我问她哪来的，她说，攒的。

我想起二〇一三年我爸住院，四十一天，花了六万多。我妈没跟我张过一次口。是弟弟打的电话，说，哥，爸不行了，你回来一趟。

我一直以为那六万是弟弟出的。

账本上写着：取18000，老头住院。剩下的四万多，是弟弟垫的。账本上没记。

我数了三天三夜，数出来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她二十四年的默默付出与坚守。

第三天下午，我把三本存折和那本笔记摆在堂屋的桌上。弟弟从地里回来，裤腿上全是泥。

我说，志强，你坐。

他坐下，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没说话。

我说，妈这些钱，是我的名字。

他说，我知道。

我说，她一分没花。

他说，她不敢花。她说这是你寄的，她花一分，你在外头就少一分。

我问他，你知道多少。

他说，我不知道具体数。我只知道妈每年过年前要把盒子拿出来翻一遍，翻完了就哭。

他说，有一年我问她哭啥，她说，你哥在外头焊铁，一天蹲八个钟头，一个小时挣三十块，这钱我不能花。

我坐在那儿，眼泪掉在桌上。我没擦。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接了，他给我点上。

我说，账本上记着你垫的两万一千四。

他说，那是我该的。

我说，该的不该的，账要算。

我把第一本存折推过去。四万一千二百六十。

他说，哥，你干什么。

我说，妈住院七次，你垫两万一千四，剩下的是你这些年跑腿、送饭、守夜的。

他把存折推回来。我又推过去。

他站起来了，说，哥，这钱我不能要。妈说了，这是你的。

我说，妈说的是这三本都是我的。我给我弟一本，妈管不着了。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手上全是砍甘蔗磨的口子。

我把存折塞进他上衣口袋，塞得很深，塞到底。

他没再推。他坐下来，两只手捂着脸。

她一分没花，不是舍不得，是怕我有一天回来，空着手，心里难受。

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俩喝了半斤米酒。他喝多了，说，哥，妈最后那几天，老是问我，你哥啥时候回来。

我说，你怎么说的。

他说，我说快了。

我把那287张汇款单带回了柳州。装在铁盒子里，跟我母亲那个红双喜的饼干盒一起。

账本也带回来了。

现在账本塞在工具箱里，压着焊把。工具箱是我自己焊的，铁皮的，一米长，焊口有一道没打磨平。

每天上班打开工具箱，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红本子。

封面上的四个金字掉了两个。

剩下“工”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