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肥东的青龙场，发生了一起震动新四军的事件——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执行了枪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呼“共产主义万岁”，这声呐喊成为了历史的回响。然而，真正让这场悲剧蒙上阴影的，却是一封未能及时送达的电报。

两天后，延安方面才得知这一消息。当毛泽东看到“高敬亭已被枪决”的电文时，情绪异常激动。据在场人员回忆，毛泽东当时气得手都在发抖，他反复质问：“不是明确说了不能杀吗？”

这并非一起简单的战场处置事件。此前，中央对高敬亭的处理意见十分明确：先押解、审查，以教育挽救为主。然而，当命令传达到新四军领导机关时，高敬亭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所谓的“枪下留人”，最终成为了一句无法挽回的遗憾。

高敬亭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河南新县人，曾参与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并后来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4年，当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离开后，他奉命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斗争，为保存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时的条件极为艰苦。部队缺粮少药，既要躲避国民党军的围剿，又要设法恢复地方组织。高敬亭将留下的人员重新整编，建立了红二十八军，并兼任党政军多项职务。有人劝他离开大别山，他却坚定地回答：“大别山不能丢，这是我们的根。”

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却长期牵制着国民党军，为红军主力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担任司令员。改编初期，部队基础并不雄厚，但他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和对敌后生存方式的了解，很快将队伍带出了声势。

1938年至1939年间，第四支队多次袭击日军和伪军，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原本的留守力量，逐渐发展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支柱。高敬亭不仅战功赫赫，威信也极高。许多青年正是听说他的名字后，才毅然来到大别山参加抗战。

然而，问题也在这段时间逐渐暴露出来。长期独立作战使高敬亭形成了强烈的个人权威意识。他习惯自己判断、自己拍板，对上级派来的干部缺乏必要的信任。更严重的是，他在鄂豫皖时期参与过“肃反”运动，一些处理明显带有扩大化倾向。

新四军成立后，中央和军部希望加强政治领导，派郑位三等人到第四支队工作，以纠正过去的做法。但高敬亭对此很不适应，甚至曾要求更换干部。戴季英到任后，双方也发生过多次争执。这些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反而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积累。

中央军委要求第四支队向皖东发展，这是抗战布局的重要一步。皖东地处敌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打开局面。然而，高敬亭却迟迟不愿东进。他担心离开大别山后，部队能否站稳脚跟并无把握。这既有现实考虑，也有居功自傲的因素在作祟。

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迟行动，即使在叶挺亲自做工作后，部队一度准备出发。但叶挺离开后，高敬亭又下令原地待命。最终，只有部分部队在叶挺的直接指挥下向东开进。

1939年5月，第四支队所属第七团团长、政委带领少数人员叛逃，军部认为事态已经超出内部争执范围。高敬亭被扣押，相关情况随即上报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是押送延安，查清问题，以教育为主，不能轻率处决。

然而，高敬亭被扣押约二十天后，项英、叶挺等人仍执行了枪决。电报往返需要时间，战区指挥又有自身判断，几重因素叠加，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毛泽东得知结果后，对这种处置方式极为不满。

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事并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20世纪50年代，他到安徽一带视察时，听当地群众谈起高敬亭，仍认为高敬亭在群众中有深厚基础，问题本可通过审查和教育解决，而不该直接杀掉。

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写信申诉。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仍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复查此案。复查并没有简单抹去高敬亭存在的问题，而是重新核对他在抗战中的贡献、所犯错误以及当年处置程序。

1977年，中央对高敬亭问题作出结论，为其恢复名誉。距离1939年6月24日，已经过去38年。那封迟到的电报，虽然未能改变高敬亭的命运，但却推动后来的人重新审视这场本可避免的悲剧，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