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5日，中国首都北京传来重要消息：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边防部队将分批次有序撤回国内。此时，越南北部战略要地谅山已落入中国军队之手，整个战场的态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尽管越南主力部队正从柬埔寨方向紧急回援，但面对正在有序撤离的中国军队，越方并未立即发动全面反攻。

对于这一决策，越南部分人士后来将其美化为"为维护和平而接受中国撤军"。然而，战场上的每一个选择都涉及兵力部署、地形条件、后勤保障和政治风险等多重因素，绝非简单的口号所能概括。

时间回溯到2月17日，中国军队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自卫反击作战。至2月底，越军边境防线已遭受严重冲击。特别是谅山方向，作为连接河内与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一旦失守，河内将直接暴露在中国军队的进攻锋芒之下。

2月27日至3月5日期间，双方在谅山地区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中国军队充分发挥炮兵优势，对越军阵地实施密集火力打击，随后步兵发起突击。谅山失守后，虽然河内距离前线仍有相当距离，但越南整个北部防御体系已面临崩溃风险。

事实上，越南并非缺乏反击力量。其第一军、第二军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配备有完整的步兵、炮兵、装甲兵和工兵体系。但问题在于，这些部队分散部署，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反击集群。

当时，越南的主力部队大多被牵制在柬埔寨方向。1978年底，越南出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并建立亲越政权。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迫使越南不得不两面作战。尽管部队可以回撤，但装备、弹药、通信设备和后勤补给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转运至谅山前线。

颇具戏剧性的是，中国政府宣布撤军的时机恰逢越南完成动员、准备加强北部防御的关键节点。3月5日当天，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要求适龄公民参军保卫北方。这一举动表面上看似为反攻做准备，实则更多是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补充兵员和加固防线。

据一位越军军官回忆，他曾向上级建议："中国军队正在撤退，是否立即追击？"得到的答复是：先巩固现有阵地，避免贸然出击。这一决策过程虽然未能完全还原，但符合当时的军事逻辑——在中国军队仍保持完整队形和火力优势的情况下，贸然追击可能将防御优势转化为暴露在外的致命弱点。

中国军队的撤离并非简单的转身离开。3月5日宣布撤军后，部队仍需完成战场清理、主力掩护、军事设施拆除或破坏等任务，并通过预定路线有序撤回。在此期间，越军地方部队、特工和炮兵不断进行骚扰，双方在部分地区仍发生激烈交火。

因此，所谓"越军没有进攻"的说法并不准确。更确切的描述是：越南没有组织起能够改变战局的大规模反击。他们采取了局部骚扰、炮击和有限追击等战术，同时避免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一场胜负难料的决战。

苏联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期望获得苏联更直接的军事支持。苏联虽然在越南金兰湾保持重要军事存在，并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但并未直接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参与对华作战。河内当局清楚，扩大战事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地区危机。

中国方面同样不愿将战争无限期延长。此次军事行动的明确目标是打击越南对中国边境的军事威胁，迫使其重新评估对华政策，而非长期占领越南领土。到3月16日前后，中国军队已基本完成撤军任务，这场战役在军事行动层面正式结束。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军队在撤军过程中也付出了相当代价。部分部队在复杂地形中遭遇伏击，个别行动因侦察、通信和协同问题出现伤亡。越军则充分利用对本地山地、村落和道路的熟悉优势，实施小规模袭击。这些事实表明，撤军并非一帆风顺，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方单方面的"溃败"。

战后，越南大力宣传全国动员和北部防御成果，将中国撤军解释为越南"保卫和平"的胜利。这种表述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既要向国内民众证明政府没有屈服，也要掩盖谅山失守暴露出的防御漏洞。中国方面则强调自卫反击已达到预期目标，双方对战争性质和结果的叙述长期存在分歧。

边境冲突并未因1979年3月的撤军而彻底结束。此后，中越边境地区仍持续发生交火，老山、者阴山等战略要地成为长期对峙的前沿。越南没有因中国撤军而停止军事准备，中国也未因部队回国而放松边境防御。两国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紧张状态。

进入1980年代后，越南经济困境日益加深，长期对外用兵和边境对峙给国家带来沉重负担。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开始调整外交政策。1990年9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在成都举行会晤；1991年11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越军最终未发动大规模追击，是战场损失、兵力调动、后勤保障、苏联态度和国内压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军事行动虽然停止，但边境对峙持续多年。直到外交关系恢复正常，1979年战争留下的战略阴影才逐步通过谈判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