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程前往北京的前夜，母亲小心翼翼地将一万元人民币现金折叠得整整齐齐，用三层塑料袋仔细包裹后，塞进了我贴身内裤的暗袋中。她一边帮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一边低声细语地叮嘱：“阿诚，到了那边要谨言慎行，喝水记得买矿泉水，自来水可千万别喝。晚上天黑了就别出门了，乖乖待在酒店里。钱要分开放，路上要是有人搭讪，你笑笑就走，别搭理他们，记住了吗？”

望着母亲那张满是忧虑的脸庞，我的心里也不由得紧张起来。那是2018年的秋天，我二十七岁，在台北一家文创公司担任视觉设计师。此次前往北京，是因为公司承接了一个两岸青年文化展览的项目，原本负责的主管因阑尾炎手术无法前往，这个出差的任务便意外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在我的记忆和社交圈中，“大陆”这个词总是带着一种模糊且略带荒诞的色彩。电视上的名嘴们总是慷慨激昂地谈论着对岸的人们吃不起茶叶蛋，高管们上厕所没有门；脸书和PTT上的帖子则充斥着对大陆落后、粗野、人情冷漠的嘲讽。

带着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暗袋里沉甸甸的现金，我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当飞机缓缓降落在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时，舱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干燥而略带泥土芬芳的空气扑面而来，这与我熟悉的台北那种黏腻潮湿的空气截然不同。

我推着行李箱，原本已经做好了面对破旧大厅和脏乱地面的心理准备。然而，当我走过长长的连廊，眼前却展现出一片辽阔无垠的空间。阳光透过巨大的流线型穹顶倾泻而下，钢结构的屋顶宛如一只巨大的金色飞翼，地面光洁如镜，拖着行李箱的人们行色匆匆，却井然有序。我愣在传送带旁，一时竟忘了掏出手机。

在机场的便利店内，我挑选了一瓶水和一包口香糖，走到收银台前，费了好大劲才从外套内侧掏出两张百元大钞递了过去。

收银员是一位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孩，她看着那张红色的百元大钞，又看了看我，眼中闪过一丝短暂的诧异，随后带着歉意的笑容说道：“帅哥，能用手机支付吗？我这会儿刚上班，零钱盒里找不开一百的。”

“我……我没有那个。”我有些尴尬，不自觉地流露出了浓厚的台湾腔，“台币可以吗？或者刷Visa卡？”

女孩听后噗嗤一笑，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粗鲁或不耐烦，她直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手机，在扫码枪上轻轻一扫：“算了，我帮你付吧，一共八块钱。看你是刚从台湾来的吧？北京这边现在连胡同里卖煎饼的大爷都用二维码了，现金已经很少用了。”

我僵在收银台前，手里紧紧捏着那张还没捂热的一百块钱，脸颊烫得如同火烧。在台北，我们引以为傲的便利店文化中，现金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主角；而在北京，我却因为掏出一张实实在在的钞票，成了一个落伍的异乡人。

走出航站楼，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朝阳区的酒店。司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剃着寸头，车窗微微开启，车里播放着相声。

“师傅，去建国门外大街，谢谢。”我尽量让自己的普通话听起来更加字正腔圆。

师傅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笑了：“台湾来的？您这口音一听就听出来了，软糯糯的。来北京是旅游还是办事儿啊？”

我心里那根警惕的弦立刻绷紧了。我想起母亲的交代，敷衍地回答：“来工作几天。”

“秋天的北京可是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师傅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冷淡，单手扶着方向盘，熟练地在机场高速的车流中穿梭。

我望着车窗外，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土路和自行车大军，取而代之的是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远处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夕阳的映照下折射出冰蓝色的金属光泽。路旁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高大的杨树笔直地挺立在路边。

“师傅，这路……一直这么宽吗？”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