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中共中央为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凝聚全党共识以推动国家发展，决定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基础，启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这项由邓小平亲自挂帅的历史工程，成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关键举措。

邓小平主持历史决议起草工作

在决议起草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他强调必须完整呈现毛泽东思想体系，既要客观评价历史功绩，也要科学分析历史局限，特别指出"决议的核心是写清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与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针对部分同志将历史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人品质的倾向，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严肃指出："即便是品质优秀的领导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犯错。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具有时代局限性，不能脱离具体历史背景进行评判。"他特别提醒要避免"写过头"现象，强调"贬低毛泽东就是贬低党和国家的历史"。

在具体批评尺度上，邓小平确立了重要原则："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必须进行彻底批判，但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要区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区分个人责任与集体决策，区分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这种辩证思维为决议起草提供了根本遵循。

邓小平与胡乔木讨论决议草案

1981年3月，邓小平在审阅决议修改稿时，创造性地提出"宜粗不宜细"的修改方针。他特别强调要准确把握"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尺度，要求既充分肯定前27年的历史成就，又客观分析十年动乱的复杂成因。同时指示要广泛征求老干部意见，确保历史评价经得起时间检验。

陈云在参与决议修改过程中，四次约谈邓力群并提出重要建议。他指出："决议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与邓小平提出的"功过三七开"评价标准形成有机呼应，共同构建起决议的框架体系。

陈云审阅决议草案

经过40余位中央委员的反复推敲和20多位起草专家的精心打磨，1981年5月形成最终修改稿。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强调："评价毛泽东同志要把握两个维度——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看到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贡献，也要认识其受时代局限的失误。"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就评价尺度作出重要说明。他指出："前期讨论中存在对毛泽东同志批评过重的现象，现在需要适当修正。评价历史人物要把握'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八字方针，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

6月29日，全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历史决议。这份3万余字的文件创造性地运用"两个历史决议"的评判标准，既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功绩，又指出其"晚年错误"的严重性，最终形成"三七开"的科学评价。决议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这个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文献，不仅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更创造了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典范。它所确立的"功过分开评价、历史辩证分析、现实导向明确"的评判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为处理类似历史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