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3日，在河北三河县的一处日伪军据点前，一个身材中等、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男子站立着。他脸上布满疙瘩，当地人私下里给他起了个不太雅致的绰号——“烂脸”。他身后，紧随着一名女子、一个孩子以及两名长期跟随的警卫。他轻敲了敲门，随后步入据点。据点内的日军官兵打量了他几眼，很快认出了他——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副团长单德贵。

消息传开的那天傍晚，平谷、密云、蓟县一带的山区百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被乡亲们尊称为“单老虎”的勇士，那个在战场上勇猛无畏、长征途中历经艰辛都未曾倒下的硬汉，竟然选择了投降日本人？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投降发生在1944年，此时日本侵略者的败势已显，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步步紧逼，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也在不断壮大。一个苦战了七年的老红军，为何要在胜利的曙光即将照耀之时，选择走进敌人的据点？

这个问题，单德贵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给出明确的答案。

从“烂脸”到“单老虎”：单德贵的传奇人生

单德贵，1911年出生于湖南茶陵县虎踞山乡三芫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家中贫困潦倒，十二岁那年，父亲离世，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成年后，他脸上长满了壮疙瘩，当地人当面或许会称呼他的名字，但背后却常以“烂脸”相称。

1927年，不满十六岁的单德贵被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抓去当了壮丁，被编入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五师。三年后，即1930年6月，他的部队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交锋，单德贵不幸被俘。然而，他并未选择回家，而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红军，成为红八军团的一员。

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在红军中，单德贵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战斗精神，不久便被提升为特务连班长。1931年，他晋升为排长，并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又被提拔为连长。1934年，他跟随萧克、任弼时进入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1935年，他随贺龙开始长征，历经千辛万苦，于1936年10月抵达陕北。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单德贵被编入115师685团，参与了平型关战役。这是八路军出师后的首个重大胜利，单德贵在战斗中英勇无畏，从死人堆中爬了出来。

1938年，他随宋时轮、邓华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在攻打昌平县城的战斗中，他第一个冲上城墙，因表现英勇而被火线提拔为营长。

随后，冀东大暴动爆发。暴动失败后，第四纵队主力西撤平西，留下了三支队伍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一支队长为陈群，二支队长为包森，三支队长则是单德贵。每个支队仅有三百余人。

那是冀东最为艰难的时期。日伪据点密布，扫荡行动接连不断，队伍缺粮少枪，甚至连过冬的棉衣都难以凑齐。然而，单德贵却带领三支队在平谷、密云、蓟县一带的山区站稳了脚跟，一边剿灭土匪、拔除据点，一边扩充队伍。没过几年，三支队便发展到了上千人，几乎每个班都配备了轻机枪。

1940年8月，他指挥三个连在平谷县杨家会地区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成功击毙日军头目山口一郎，冀东八路军首次缴获了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这门炮后来成为了军事博物馆的珍贵展品。

那时，冀东的老百姓都知道：东有包森，西有单德贵。有人回忆道：“老百姓一听是包森和单德贵的部队，就感到格外亲切和安心。”

降职风波：单德贵心态的转变

然而，单德贵的命运在1942年发生了转折。

1942年2月17日，二支队长包森在遵化野虎山指挥战斗时胸部中弹牺牲，年仅三十一岁。包森是冀东八路军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被叶剑英誉为“中国的夏伯阳”。

三个支队长中，陈群已于1941年牺牲，包森又在1942年离世。此时，仅剩下单德贵一人。

按照单德贵的想法，论资历、论战功、论对冀东地形的熟悉程度，十三团团长的位置理应由他担任。然而，上级却从冀中调来了舒行接任团长。

单德贵当时并未表露出不满。舒行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会理之战时曾负重伤，资历并不浅。但单德贵心中仍感到不快。他后来曾说：“最初将我兵强马壮的三支队撤销，合并为十三团，将我这司令降至副团长使用。凭良心想想，当初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哪个有我的人多、枪多？冀东的干部，哪个比我打的仗多？”

这份不满在单德贵心中埋下了种子。而真正让他心态崩塌的，是1943年7月的那次降职。他从十三团副团长被调到了冀东第一专署武装科当科长。

从副团长到科长，级别上或许算是平调或略降，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从带兵打仗的主力团副团长变成了一个地方机关的科长，手中没有了兵权，也无法再指挥战斗。

对于这种安排，单德贵的反应是干脆不干了。他以养病为名跑到平谷县的熊尔寨，拒不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