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那座喧嚣的奥运夺冠之夜，已然成为孙佳俊记忆中近两年的过往。在这段时光里，这位游泳运动员经历了人生中极为重大的转变：他不仅斩获了奥运会团体项目的金牌，还经历了身心俱疲的燃尽时刻。他首次明确提出了“退役”的想法，毅然离开泳池，去体验普通人的生活。然而，在经历了无序、自由与慌张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重新回到那片熟悉的泳池。

改变一个人的，往往并非仅仅是站上领奖台的那短暂几分钟，更多的是聚光灯熄灭后的日子。7月的盛夏，徽声在线的记者来到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孙佳俊共同度过了一个完整的训练日。在多次对话中，我们试图探寻领奖台背后的故事：当清晰的泳道消失，在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水域里，他是如何重启生活的。

（以下为正文）

2026年7月9日上午7点53分57秒，孙佳俊准时出现在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馆，开启了他新一天的训练，这里就像是他的“工位”。

走进场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并排悬挂的五星红旗和奥运五环旗，红色标语环绕着墙壁铺展开来。标语上的每一个动词，如“超越、进位、继强、争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场地另一侧，湖北队的小运动员们已经换好装备，围在教练身边，准备开始一天的常规训练。泳道尽头的白板上，清晰地写着当天的训练计划：距离、组数、强度、间歇时间等，一目了然。

训练正式开始后，水面很快被运动员们的手臂和双腿搅动起来，场馆里只剩下水声和教练的报数声。每当有人游到边，教练便按下秒表，朝不同的泳道喊出成绩，数字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如今，队里的小队员们都管孙佳俊叫“孙佳哥”，毕竟他是省队里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了。而在更早的时候，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孙佳”。

从“孙佳”到“孙佳哥”，这中间隔了12年的时光，还有一块沉甸甸的奥运金牌。

孙佳俊的故事，并非有一个“天才诞生”的梦幻开局。他6岁开始接触游泳，9岁时，因为其他孩子不愿意出去闯荡，他毅然从宜昌来到了武汉崇仁路体育中心。

2013年，在主管教练郑珊的带领下，孙佳俊进入了湖北队。当时，他并非被寄予厚望的种子选手。经过两轮选拔，郑珊留下他，原本只是想让他给队里的主力选手做陪练。那时教练们对他的评价是：动作慢，水感不佳。孙佳俊这样解释“没有水感”：人在水里使劲扑腾，可在岸上看，却没怎么往前走。

2018年，孙佳俊第一次进入国家队，身份依旧是陪练。

“陪练”这个角色，听起来似乎像是主角身边的次要人物，不太适合出现在英雄之旅的开头。但在游泳队里，陪练首先必须是一名足够出色的运动员，需要拥有足够优秀的训练能力。刚进队里时，同组的闫子贝已经是队里成绩突出的师兄，孙佳俊与他的竞技水平相差甚远。

对于训练计划上的任务，孙佳俊几乎从不拒绝。郑珊后来回忆说，他的训练从不打折扣，哪怕生化指标显示他处于极度疲劳状态，他依然会主动要求加量。孙佳俊自己的说法则更简单：“我拒绝不了教练给我下达的任务。每一个训练计划，我都要努力完成。”

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他的语气平淡得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小时候没被当成天才，在他看来反而是一种幸运：“这样的评价，让我很早就认清了自己只是普通人，没什么天赋，也没有什么实力，只能靠自己努力。好就是好，快就是快，不好就是不好，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从陪练进化到主力，并没有一道清晰的分界线，变化是从比赛成绩上逐渐显现出来的。2018年，孙佳俊以陪练身份进入国家队，同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上，他一举拿下两枚金牌和两枚银牌，重要国际赛事的前三名里第一次出现了他的名字。第二年，他在全国二青会上获得了五金一银，并且达到了东京奥运会蛙泳“A标”。

然而，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双膝的严重伤病和手术，让孙佳俊一度无法维持蛙泳原有的训练量。在恢复期间，他开始兼项蝶泳，而正是这个因为伤病做出的“补丁”选择，多年后把他送上了巴黎奥运会接力决赛的出发台。

在舆论铺天盖地的社交媒体上，提起孙佳俊的那枚奥运金牌，常常被轻巧地归结为一个词：命好。孙佳俊自己也不反驳，他甚至更愿意别人这样评价自己：“首先要命好，然后是足够努力。”

2024年8月4日，巴黎拉德芳斯体育馆，奥运会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拉开帷幕。这个项目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美国队蝉联了10届奥运会金牌，中国队的最好成绩是东京奥运会第八。接力四棒里，徐嘉余、覃海洋和潘展乐都是各自单项上的世界顶尖选手，唯独负责蝶泳的孙佳俊，在两天前的100米蝶泳个人单项比赛里，只游了第19名，没能进入半决赛。所有人都把这一棒视为中国队的“短板”，包括孙佳俊自己。他后来回忆说，当时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游不赢你，还咬不住你吗？只要少输一点，队友就有空间赢回来。”

孙佳俊游出了自己职业生涯里最好的一棒，最后八米，他甚至没有换气。当最后一棒的潘展乐完成反超，计时器停在了3分27秒46，中国队第一次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奥运金牌。

在央视采访镜头里，向来不喜情绪外露的孙佳俊一度失控，眼泪止不住地流。这个画面符合人们对奥运冠军的典型叙事的想象：漫长的艰苦训练终于得到了回报，一个运动员站上了职业生涯的高峰，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几个小时后，采访和庆祝结束。回到奥运村时，已经是8月5日的凌晨了。孙佳俊推开房门，室友汪顺已经睡着了。他轻手轻脚地把包放下，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身体仍停留在比赛的亢奋中，睡不着。于是，他又下了楼。

夜里的奥运村格外安静，孙佳俊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一直坐到天快亮，直到陆陆续续有人下楼，他才重新回到房间。

那一夜，他几乎没怎么睡。事实上，比赛前那几天，他也都没怎么睡好，压力如影随形，几乎每晚失眠，“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其实从2023年备战巴黎奥运会起，为了缓解无休止的焦虑和失眠，他尝试了许多方式强迫自己入睡，比如服用褪黑素、进行冥想正念练习、身体扫描等。但坐在奥运村长椅上的这个夜晚，失眠给他带来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别样的平静：“整个人都空了，没有内容。人生好像也结束了。”

上百条祝贺消息堆在手机里，他没有立即回复。面对那些过于热情和直接的赞美，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觉得那些词“挺肉麻的”。

这是孙佳俊的第二届奥运会。三年前在东京，他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只觉得场面宏大。三年后在巴黎，他站上了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最高领奖台，反而觉得“空了”，更加迷茫了。

而三天前，他才刚过完24岁生日。

在中国，一个年轻人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通常是清晰且明确的：“小时候，大人们告诉你，要考好高中；高中了告诉你，要考个好大学；然后要找一份好工作；接着成家立业。”孙佳俊说，“运动员也一样。全国前三、全国冠军、亚运冠军、奥运冠军。真正到了奥运冠军以后，没有人告诉我下一步是什么了。”

这一次，孙佳俊真正来到了这座山的顶端，也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特别想去抓住点什么，但是什么都没有”。这些困扰他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巴黎奥运会对他来说，像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成人仪式”，第一次离开了竞速泳道，来到了开放水域。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孙佳俊随队从巴黎辗转到北京、香港、澳门，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表彰与祝贺。每到一地，在媒体和公众的喧嚣中，所有人都在热情地询问奥运冠军的“下一步规划”。孙佳俊答不上来，只感到内心的疲惫在成倍地增加。

2024年9月中旬，庆祝结束后，孙佳俊回到了湖北队，开始备战武汉全国游泳锦标赛。生活很快恢复了原来的秩序：七点起床，早训、午休、下午训练、晚上康复。每天的训练计划仍然在白板上，教练在泳池边掐表报数。一切看起来和夺冠前的日常没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是孙佳俊。过去面对同样的训练计划时，他通常都是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再不济“休息两天”就好了。但这一次，他感到的是一种彻底的Burn out（燃尽）。

作为职业运动员，他能够理性地接受高峰与低谷的常态，但他没办法接受自己混沌的状态。“不想练了”的念头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不想主动开口，不知道该怎么和视他如己出的郑珊教练讲述自己的感受，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9月中旬，结束一天的常规训练之后，郑珊教练和他聊起了之后的赛程计划：9月底的武汉全国游泳锦标赛、10月的世界杯上海站、紧跟着的世界杯仁川站和新加坡站……密密麻麻的新赛程摆到了桌面上。他第一次对着郑珊教练说出了“退役”两个字。在这之前，他没跟任何人透露过这个想法。

他把奥运会比作一座山，觉得自己这座山已经爬到了目前可及的山顶了，继续留在原来的路上，也许能爬得更高，但也可能只是漫长的下山。“但这谁说得准呢？”孙佳俊说，“我想换一座山”，哪怕那座新的山在哪里，他连轮廓都还没看见。

这场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并没有让他重新燃起对游泳的信心。但这场谈话确实又拯救了他。他和教练有了新的共同目标，全运会变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终点线。

奇怪的是，说出“退役”两个字之后，他自己的心里确实好受了一点。但在那天之后，他再也没说过这两个字了，而是用一种更委婉的说法“不练了”来代替，“想给自己留点退路”。

他开始在脑海里勾勒全运会后的日子：“不再早八、不再下水、不再康复治疗、不再睡不着觉”，也不再需要踏入这片让他痛并快乐着的泳池了。

2025年11月17日，深圳大运中心游泳馆，第15届全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孙佳俊和王梓成、闫子贝、徐海博组成的湖北队拿到了男子4×100米混合接力的金牌。

老大哥闫子贝随后公开宣布正式退役。站在旁边的孙佳俊，也在心里默默跟自己说了一句：“我也不练了。”

全运会结束后，游泳这件事情彻底从孙佳俊的日程里消失了。

通常大赛结束后，运动员们在一周的假期后，就会回归训练。这一次，孙佳俊把所有的训练装备都留在了奥体中心的宿舍里，沾着氯气的泳帽、泳裤、泳镜，还有队里发的训练用品，都原封不动地放在了柜子里，但人没有回去。

微信里的训练群被他设置成了免打扰模式，图标右上角的红色数字每天都在增加，但他几乎没再打开过了。

想象中，这一次他理应体验到一种久违了的轻松感。但停训后的前两个星期，孙佳俊只感受到了一种黏稠的疲惫。十几年的运动训练，早已经将生物钟刻进了他身体里。每天早晨七点刚过，他就会自然醒来，第一反应是拿起手机，盯着屏幕上的数字，脑子里的弦下意识地绷紧：时间快到了，该去训练了。

接着盯了好一会儿天花板，他才回过神来，今天没有训练，以后也没有了。

面对眼前大把的时间，他尝试着像个普通年轻人一样生活。他买来调料学做菜，凭着“油、盐、蚝油、鸡精”的万能公式，炒个土豆丝、辣椒炒肉。每道菜做个两三次，就失去了新鲜感：“做饭挺好玩，但收拾东西、洗碗太累了。”

为了赶论文，他经常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直接错过了饭点。有些日子他整天不出门，在家打游戏、看电影、撸猫；也有的时候，他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外面的天空不知不觉就黑透了。每到这个时刻，一种非常熟悉的焦虑和懊恼就会向他袭来：为什么今天过得这么快？怎么什么事情也没做，一天就结束了？

“以前比完赛，是对目标迷茫，”孙佳俊坦承，“但那段时间，是对未来的生活迷茫”。

过完春节，孙佳俊给自己安排了一次长途旅行，目的地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自出国旅行。过去，出国比赛，机票、签证、酒店以及每天的日程，都会由领队和工作人员安排妥帖，“不用带脑子，拎包跟着队里走就行”。而这一次，从定目的地，到办理签证、买机票、选酒店、做行程、租车自驾、每天吃什么……都要自己操心。

最初在澳大利亚的七天，他几乎没有任何规划行程，除了定下第二天的目的地之外，每天的安排都是临时起意。

在黄金海岸，在耳畔此起彼伏的鸟叫声中，他过上了过去难以想象的日常。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一个人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坐在海边喂海鸥、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在沙滩边大口嚼着汉堡，看着天空中那种独属于南半球的黄色光晕，一点点褪成温柔的粉红。累了，他也学着和当地人一样，找个草坪舒服地躺下。但他很快发现，做一个普通人的成本并不低，没有计划、订不上酒店、买不到门票，生活里很多不起眼的细节都是消耗。

“某一个瞬间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很自由，”孙佳俊回忆，“但这种日子过长了也不舒服。我没有那么勇敢，没有那么相信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心安理得。”

5个月的gap year里，孙佳俊学着自己做决定：“以前别人告诉我怎么走，现在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决定。”

2026年4月底，他已经休息过、旅行过、尝试找了找工作，研究生论文也写得差不多了，身体和精神好像也慢慢苏醒了过来。休假结束了，他决定回到水里去。

重新回到泳池，不是一个突然作出的决定。真正下定决心以后，孙佳俊没有马上恢复训练，而是去了成都。郑珊正在那里带队外训。他在那里待了两天，看小队员训练，也和郑珊反复聊自己接下来的打算。

从萌生念头到明确所有细节，他花了两个星期认认真真做了规划。在去成都前，他已经在脑子里厘清楚了接下来要走的路：要不要继续读博士，工作如何打算，训练和未来如何兼顾，每件事都在纸上和脑子里反复推演。等去成都时，他已经把这条路想得差不多了：“我先说我的想法，听教练的建议，但最后决定的是我自己。”

郑珊的第一反应是支持，从孙佳俊13岁开始，她几乎一直如此。只要是他认真想过、愿意承担后果的决定，她都会支持。

现在回头看，孙佳俊并没有否认那个在泳池边喊出“退役”的自己：“那个时候是真想”“现在不想了”“我不会否认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他说，人总会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答案。

4月中旬，他一个人回到了奥体中心游泳馆，教练们都在外训。半年没有系统训练，第一次下水，冰冷的池水几乎立刻把人包住了，他感觉自己像是“要淹死了”。那一天，他只游了几千米。晚上倒头就睡了，一觉睡到天亮：“当时就觉得，挺好的，终于走出了第一步。”

7月1日，领队帮他办理了重新入库，孙佳俊的名字正式回到了运动员注册管理系统里，6个月后，他就可以再次代表湖北队参赛了。

日程再次被切割成熟悉的模块。晚上不上课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安排英语课。但与过去不同的是，泳池不再占据他每天全部24个小时的时间了。晚上没有安排时，他会回家过夜。

站在池边掐表的人也换了。他选择了刚刚退役半年的师兄闫子贝做教练。闫子贝比他大五岁，两人都在郑珊组里长大，从过去的队友、接力伙伴，变成了现在的教练与运动员。过去，孙佳俊更多负责完成计划；现在，他更多地主动参与到了自己的训练计划的制定当中。

在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自由、繁琐和无所事事后，孙佳俊重新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像是一片没有泳道的开放水域，充满未知、无序、暗流；而眼前这个有着四壁和标线的泳池，水温明确，边界清晰，反而成了他最自在、最能安放自己的舒适区，“很多事情，我都不在乎了，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想法。重回训练场，它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好还是坏，都是一种生活。我依旧期待下一座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