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徽声在线）

转自：徽声在线

作者：禾刀

核心提示

时光回溯至1925年10月，当时年仅20岁的李惠堂毅然加入上海乐群足球队（次年更名为“乐华足球队”）。在随后与朝鲜高丽队的一场关键对决中，他凭借出色的领导力带领球队以3∶1的比分大获全胜，这一壮举瞬间在上海滩引发轰动。当地媒体纷纷以“球之王”的尊称来赞誉李惠堂，民间更是流传着“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佳话，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当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此时翻阅《“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 - 1945）》这本历史佳作，既契合时宜，又蕴含着深刻的意味。书中，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赵峥将目光聚焦于李惠堂足球运动生涯中最为辉煌的20年。这20年，不仅见证了李惠堂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更见证了他为实现中国人的“足球梦”，以“体育强国”为使命而不懈奋斗的壮丽历程。

李惠堂的“球王”之路，充满了叛逆与挑战。出身商贾之家的李父，期望儿子能专心学业，将来继承家业。然而，李惠堂自幼便对足球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份热爱让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加入了香港南华队。在1923 - 1924年赛季，他助力球队勇夺香港足球甲组联赛冠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

南华队的夺冠，意义非凡。它打破了洋人球队长期称霸香港足坛的局面，彰显了中国足球的实力。要知道，作为近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在香港推广足球运动，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意图。他们试图通过足球这一载体，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灌输给本土精英，进而发挥“同化”作用，以巩固其在香港的影响力。

随后，南华队远赴澳洲进行为期3个月的交流比赛。在这24场比赛中，他们取得了8胜7平9负的战绩，共攻入63球，其中李惠堂个人就贡献了31球。更为重要的是，南华队员们昂扬的精神风貌和优异的比赛成绩，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对华人“皮黄骨瘦、孱弱背曲”的刻板印象。赵峥在书中指出，南华队在澳洲的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全新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为中国足球赢得了国际声誉。

李惠堂并未满足于赛场上的胜利，他还为球队带来了全新的足球理念。他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注重球员之间的配合，坚决摒弃个人英雄主义。在他的带领下，南华队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战术体系，为日后的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战术上的革新，李惠堂还积极拓展足球商业化的外延。在百年前的体育界，“业余主义”盛行，它强调运动员不得通过体育活动获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各主要足球会均将足球定义为“业余运动”，禁止球员通过踢球赚钱。然而，李惠堂却敏锐地察觉到了足球商业化的潜力，并付诸实践。

随着李惠堂的迅速走红，他也触碰到了传统思想的壁垒。一些媒体批评他“涉嫌违背‘业余主义’原则、谋取经济利益”。但李惠堂并未因此退缩，他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为球队经济“开源”采取了三大举措：一是积极推动球队赴海外比赛，从华侨社群中赚取额外收入，以补贴球队的日常开支；二是他个人担任美商茂和公司的“推销员”，这一创新之举被誉为“开海上活招牌之新纪录”；三是应媒体之约，在海外比赛之余撰写比赛日记或当地见闻，分享自己的足球经历和感悟。后来，他还积极投身影视和著书立传事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1936年，中国足球队首次踏上奥运会的征程。虽然在与英格兰的比赛中以0∶2告负，无缘进入下一轮，但这次奥运会却让中国球员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在身体素质、技战术等方面的差距。在前往柏林的途中，球队在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友谊赛，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万人空巷的场景屡见不鲜。奥运会结束后，球队又先后在日内瓦、巴黎战胜和逼平当地的强队。李惠堂和球队就像是中国崭新形象的代言人，用出色的表现大大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偏见。

在赵峥看来，李惠堂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球员，他更肩负着发展民族运动的重任，积极投身“体育强国”事业。他提出“以足球为‘运动先导’，进而带动中国体育发展的设想”，表达了通过体育运动洗刷“东亚病夫”这一民族耻辱的强烈愿望。他还积极牵线搭桥，促成旅澳网球运动员林宝华回国，代表中国参加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并最终夺冠。奥运会后，李惠堂又毅然投身“以球救国”的历史重任之中，发起和参与各类义赛，直到1947年退役才告别了他热爱的绿茵场。

赵峥在书中深刻指出，“球王”李惠堂在中国和亚洲大放异彩的时代，正是现代体育全球化传播和民族化改造之间充满张力的时代。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体育无疑承载了凝聚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作为当时国内体育界少有的亮点，李惠堂带领球队拼搏厮杀，不仅塑造了民族国家的新形象，还承担了社会公益的责任，更代表了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