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徽声在线）

转自：徽声在线

“攀登巴黎塔，纵目倚栏杆。万里思乡国，茫茫天地宽。”这首意境深远的诗作，竟出自被誉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之手，令人不禁对这位足球巨匠的文学造诣刮目相看。

李惠堂不仅球技超群，更是一位勤于笔耕的学者。他著有《足球》、《球圃菜根集》、《足球技术》等多部专业著作，还翻译了《足球经》，并出版了个人诗集《鲁卫吟草》（李惠堂自号鲁卫），展现了其多才多艺的一面。

随着世界杯的盛大开幕，国足的缺席再次引发了球迷们的深深怀念。李惠堂，这位被传颂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一生进球无数的传奇人物，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然而，这些夸张的说法虽然彰显了李惠堂的非凡影响力，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作为爱国者、诗人和思想者的真实面貌。

李惠堂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色的球技，更在于他那宽广的情怀、博大的胸襟以及高尚的气度。《李惠堂评传》中曾这样评价他：“凡是一个完美运动员所应有的精神他都有。以他的技术言，可以称‘足球之王’，以他的精神言，可以称‘足球之圣’。”（胡帝，《足球世界（上海）》1935年第1期）

在谈论李惠堂时，我们不应仅仅沉醉于他的球技，而忽略了他那深邃的精神境界。本文将主要依据香港足球史学会欧阳逢康（笔名十一划生）的网文以及《五华文史（第九辑）：球王李惠堂专辑》等资料，深入剖析这位传奇球王的内心世界。

“球王”的成功并非依赖绝技

1905年夏，李惠堂诞生于香港大坑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母亲性格宽厚，有一次李惠堂为了看球而逃学，被母亲严厉鞭笞。事后，母亲泪流满面地表示，她并非怜惜儿子，而是自责未能用十二分的精诚来教导子女，导致子女仍不受教。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李惠堂，让他一生都坚守着“读书不忘体育，体育不忘读书”的信念。

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刚参加成年赛时，他总显得有些懦惧和瑟缩，不敢与对方争夺。父亲骂他“没有勇气没中用”，而母亲则鼓励他：“到了场中，便要奋斗。”在父母的双重影响下，李惠堂逐渐成长为一位勇敢、坚韧的足球运动员。

对于李惠堂被选入“世界五大球王”的说法，他的幼子李炳德（也曾是职业球员，踢过亚洲杯外围赛等）表示怀疑。他认为，当时信息欠发达，李惠堂1947年退役，怎么可能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许多外国人投他的票呢？

据欧阳逢康统计，李惠堂在香港的联赛、杯赛、友谊赛、义赛、表演赛等加起来只有198个进球，在上海与印尼的比赛中约150个，代表国家队出访赛共213个。这与传说中的1860个进球相差甚远，显然无法与贝利等球王相提并论。

关于李惠堂的射门力大无比、曾闷死守门员、射穿球网的传说，李惠堂本人曾亲口否认过闷死守门员的说法。而射穿球网则是因为当时无尼龙网，绳网经风吹日晒易弊坏，罗斗文、孙锦顺等人都曾射穿球网。至于李惠堂的卧地射门被媒体吹嘘为领先全球的“绝技”，但他在自著的《足球基本技巧》一书中却批评这是非上策，因为准度很低且门前人多易被踩伤。

有精神追求，一直在学习

那么，不靠绝技的李惠堂，成绩究竟从何而来呢？他的答案是：“世间凡百事业，断无不学而成，即以余今日所得之微绩而言，亦皆幼年以达今日连绵不绝之艰苦奋斗，勤学不辍，潜心研究之佳果，全非天上赐予或侥幸所致者。”“时至今日，余尚孜孜不倦，常在学习中也。”

在《李惠堂评传》中，作者胡帝特别注意到李惠堂的精神品质——大度、有恒、公正、殷勤、纯洁。尤其是“有恒”这一点，更是让胡帝感叹：“现在东华诸将最缺少这种精神。”

有天分者多，有精神高度者少。上世纪二十年代，李惠堂便称足球为“国技”，并立志：“为球界谋再接再厉之举，为艺术作登峰造极之图，务使绵历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之古国人士，声威播于遐迩，勇毅振乎殊俗，藉挽狂澜于既倒，而系国脉于垂危。”这份雪国耻、扬国威的“足球救国”理想，让李惠堂能够承受更艰苦的训练，能力持续提高。

当时香港足球领先全国。1925年，李惠堂突然前往上海，原因竟是父亲李浩如在五华乡下为他定了亲，逼其完婚。19岁的李惠堂遂与18岁的廖月英“私奔”至上海，开启了新的足球生涯。

李惠堂将香港足球的先进理念带到上海，改变了当地华人球队“爱踢高球、简单粗陋的踢法”。正逢“五卅运动”爆发，李惠堂率队战胜洋人球队，让国人扬眉吐气。上海球迷纷纷称李惠堂为“球怪”“怪脚”“一阵烟”（因他在10秒内跑完百码，即91.4米）等，1929年起更是称他为“球王”。《上海足球》更是赞誉李惠堂“是上海，甚至是中国足球史上的唯一伟人”。

李惠堂曾写道：“我最近的希望是能率队周游各国，表现我国青年的精神；远一步的志愿，是能在世界足球场内夺归鳌头，使他人不敢轻视我国。”

当时中国足球队是亚洲足坛的霸主，除首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外，连取9次冠军（其中一次与日本队并列冠军，李惠堂参加了3届），中国因此被称为“亚洲足球王国”。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队首轮即败。坊间多强调中国队为筹资沿途比赛致体力下降，但李惠堂却看到了与西方球队的差距：“他们（指西方球队）的练习是持之以恒，不似东方的队伍多是恶劳好逸、十寒一曝的。”

1948年9月，李惠堂趁伦敦奥运会之机，前往英国罗布雷城参加了足球教练训练课。他是该班唯一的外国学生，也是该校的首位中国学生，展现了其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

“三大目标”引人深思

1941年12月，香港陷落。日寇企图利用李惠堂的影响力，让他组织球队到长春参加伪满洲国所谓“十周年庆”。汪伪“外交部长”禇民谊和“宣传部长”林柏生更是联名电报催促，承诺事后派专机接他去南京任“体育部”副部长。然而，李惠堂坚决拒绝，他对妻子廖月英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事更办不到。”

李惠堂让廖月英带孩子先去五华老家躲避，自己则随南华队到澳门比赛前突然失踪，辗转回到五华。据欧阳逢康钩沉，李惠堂在五华组织了“老柴”（指老人）足球队，推动当地体育运动的发展，亦为抗战募捐。1943年，李惠堂独自前往重庆，响应宋庆龄号召，和叶北华等加入“航建”足球队（班主即李大超），义赛138场，收入全部支援抗战，被授予“少将参议”衔。

在抗战中，李惠堂始终坚持“足球救国”的理想。他在家乡学校进行的演讲中表示：“我深信中国不会灭亡的……将来无论抗战或抗战完成后，要建设新中国，都要有高明的智慧学识和伟大的体格精神，才能创立伟大的功业。”

抗战胜利后，40岁的李惠堂回到香港继续踢球。1945-1946年赛季仅上场5次进5球；1946-1947年赛季更是只上场1次。尽管如此，他依然对足球充满热爱和执着。

退役后，李惠堂担任过教练、足球官员和足球解说员等职务。作为教练员，他率队成绩辉煌，当时韩国队教练金智星称他是“亚洲不可多得的教练人才”。

李惠堂曾被对手恶意踢断过腿骨，也曾因比赛失利被球迷追至家门口谩骂。但在《球圃菜根集》中，他依然表示：“体育真谛，道德为本，技术为末。”他常告诫球员“不义之行，纵逃过他人眼帘，也逃不过昭昭天理，逃不过自己良心”。

60岁时，李惠堂以诗回望平生：“忧乐常关天下情，愧无建树以球鸣。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拔帜岂曾功在汉，洁身遑计利和名。逢辰笑酌延龄酒，许共贤流致太平。”这首诗充分展现了他的一生追求和崇高精神。

李惠堂晚年患糖尿病（或与嗜可乐有关）、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1979年逝于香港，终年74岁。他的离世让无数球迷感到惋惜和悲痛。

李惠堂认为踢足球“有三个大目标”：第一是求人格的修养；第二是求高尚的娱乐；第三是求身心的锻炼。他把足球看成提高个人素质、报效国家的方法。当现代足球越来越强调专业性、渐成一种谋生手段时，许多高素质人才基于风险评估不愿进入足球领域，反而约束了足球的发展。则李惠堂以足球育人、而非靠足球吃饭的想法，值得当今足球界深思和借鉴。

据北京晚报（作者：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