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并非在埃弗顿呱呱坠地，但在我内心深处，我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埃弗顿人。我父亲在康蒂路附近的奥尔尼街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然而，他对足球这项运动却提不起丝毫兴趣。幸运的是，我母亲来自斯坦菲尔德路的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里，五个男孩和四个女孩，再加上我的外祖父，全都是公园那支蓝色球队的忠实拥趸。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身处一个会精心“塑造”我足球信仰的家庭之中。

在利物浦这座城市，显然还存在另一支球队，但在我们的日常交谈里，他们几乎很少被提及。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叔叔们偶尔会低声表达对一位名叫比利·利德尔的人的敬重之情——这足以证明，我们埃弗顿人的家庭向来都是宽容且极具体育精神的——不过，毋庸置疑，我们一直拥有伟大的迪西·迪恩，他可是球队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我从未有幸亲眼目睹这位史上最伟大的射手在赛场上的风采，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见过1933年球队的另一位英雄人物。我的多尔阿姨从预制房搬到了安特里村的一栋崭新的council房子里，而巧的是，蓝锚酒吧的老板正是泰德·萨加尔，他可是第一位在足总杯决赛中身披1号球衣的门将。那时候，我还没有吧台高，叔叔们偷偷地带着我走进酒吧，让我有幸和这位大个子握了握手。那一刻，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永生难忘。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还从码头头乘坐高架铁路前往安特里。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件事，是因为这条铁路的发电中心就位于布拉姆利 - 摩尔码头，而那里，正是我们新家——希尔德·迪金森球场的所在地。

在战前，我的父母搬到了沃灵顿，1946年，我在格拉彭霍尔呱呱坠地。但在我还是个懵懂的小男孩时，每到周末，我们一家人就会从沃灵顿中央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利物浦中央火车站，然后前往祖母家。在比赛日，全家人都会齐聚在祖母家。之后，我便会被交给叔叔们，和他们一起步行前往古迪逊公园球场。那时候，我年纪尚小，对足球的规则和技巧还并不真正了解，但从观看第一场比赛开始，我就彻底被足球的魅力所征服，深深地迷上了这项运动。

那种赛前所蕴含的能量与兴奋感，那种对比赛的殷切期待，还有当你穿过旋转门，踏入球场的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将你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只属于埃弗顿的世界，一个伟大足球的世界，一个与我们在走向球场途中路过的战后砖厂那破败景象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那个年代，球迷们去看比赛时常常会带着拨浪鼓，这些拨浪鼓能够制造出非凡的“声浪之墙”（不过，在70年代，拨浪鼓被禁止带入球场了）。但古迪逊公园球场还有着一些其他独特的地方。整个球场几乎是封闭的（除了教堂那一侧），看台紧紧地挨着球场。在主看台被重建之前，这些看台都是木质的，每当比赛进行到激烈时刻，球迷们就会在木板上用力跺脚，营造出一种最为惊人的氛围。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声浪的熔炉，对于客队来说，这样的氛围肯定十分可怕，仿佛能将他们的士气都吞噬殆尽。

每次当我走进球场，感受到那种热烈而又独特的氛围时，就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法在悄然发生。我的家庭，也仿佛融入了一个更加庞大的家庭之中，我们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我们都是埃弗顿人，这种身份所蕴含的意义，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准确地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