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声在线评论员 林晓峰

10月18日凌晨，知名演员吴越通过微博公开谴责视频号“花姐美肤日记”滥用AI技术克隆其形象与声音进行带货销售，并开启“评论精选”功能筛选有利言论以误导粉丝。该账号不仅仿冒吴越，还涉及碰瓷体育明星邓亚萍，其发布的同类视频在文案和画面上高度相似。事实上，这并非孤立事件，全红婵、孙颖莎、王楚钦等体育界知名人士也曾在多个视频平台上遭遇AI仿冒带货的困扰。

尽管相关涉事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并清空内容，但此类乱象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骗子固然可恶，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一条包含虚假信息的视频从生成、审核、推荐到最终促成交易，究竟突破了平台的多少道防线？

AI仿冒名人带货的现象中，算法精准地将这些虚假内容推送给明星的粉丝群体，甚至涉及劣质产品的推广。掌握内容分发大权的平台，通过算法将假“吴越”等仿冒内容精准送达粉丝手中，实际上已从旁观者转变为共谋者。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着流量和佣金带来的收益，一边又以技术中立为借口逃避责任。

在很大程度上，对于AI仿冒名人带货而言，算法并非中立的“信息管道”，而是造假的“帮凶”。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未显著标注的AI合成内容不得对外分发传播。平台拥有先进的人脸识别、声纹比对等技术手段，完全有能力识别出口型错位、声音违和的AI视频。然而，平台却放任这些视频上架带货，甚至通过算法进行推广，这不禁让人怀疑其审核尺度是否向流量倾斜，是否成为了利益的共谋者。毕竟，AI工具由平台提供，流量由平台分配，交易佣金也由平台结算，将责任推给技术中立显然难以服众。技术本身可以中立，但选择继续推荐的那只“手”绝不能中立。

对于平台而言，审核关口必须前移。平台有责任核验明星、名人是否对其带货的数字分身进行了“授权”。

普通商家常常抱怨，自己使用AI生成的视频在审核过程中处处受限、屡被限流，而造假账号却能堂而皇之地通过审核、上架并被推流。这种现象显然不正常，也暴露了平台在审核机制上的漏洞。

算法将名人的信用“贴现”给陌生人，即使用户能够看出是AI生成的内容，也无法核实明星是否进行了授权。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和消费者的困惑。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早已要求平台对入驻经营者进行身份等信息核验。将“出镜授权”纳入核验清单，不过是将原有义务延伸至新的应用场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也进一步明确：未经许可使用AI复刻他人形象进行商业推广，构成人格权侵权。因此，平台应将授权核验放在发布环节，先审核资质再开放流量，而不是等到明星维权之后才匆忙封号。

如果没有事前核验和事中狙击机制，这些账号即使今天被封禁，明天仍可能改头换面重新出现。

从监管逻辑上看，事后法律惩戒的社会成本高昂，而事前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只有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才能有效遏制AI仿冒名人带货的乱象。

封号、删内容、下架商品等措施只是末端的“擦污渍”行为。造假团伙已经形成了“评论精选—收割变现—账号封禁—换号重启”的标准化流程。单纯依靠司法追责不仅社会成本极高，而且粉丝维权时需要自证“被欺骗”，其成本远高于平台修改一条推荐策略。

消费者维权举证难、涉案账号主体虚化、资金跑分分流等问题导致大量受害者连追责对象都找不到。末端处置无法替代源头治理。与其将治理希望寄托于消费者打官司、消耗司法资源，不如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让平台对“推荐了什么”负责，而非只对“删了什么”负责。该标识的不放过、无授权的不放行，这才是治理之道。

在AI时代，平台既是技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也必须承担起网络内容守门人的责任。技术可以快速发展，但治理责任不能停滞不前。只有确立“推荐即责任”的原则，技术中立才不会继续成为不法行为的挡箭牌。算法可以计算人心，但不能算计人心。否则，明天被仿冒带货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明星，还有我们信得过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