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未展现的篇章：红军撤离后，百余青年坚守遵义

近期，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徽声在线热播，其中遵义会议的几集剧情尤为引人注目。剧中，屋内会议紧张进行，屋外则是一片繁忙景象：红军战士们进驻遵义城，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击土豪劣绅、分配浮财，百姓们夹道欢迎，街道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诚然，这样的描绘并无不妥，红军在遵义期间确实深入群众，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在追剧之余，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惑：电视剧在展现完会议和主力部队北上的情节后，故事似乎就戛然而止了。但真实的遵义历史，远比这复杂和丰富得多。

主力部队撤离后，并非所有红军都随之而去。一支由一百二十多人组成的小分队，悄然留在了遵义、湄潭、绥阳等地。他们接下来的日子，远比电视剧中几个镜头所展现的要艰难得多。没有大部队的支援，鲜有人知他们的行踪，他们只能在深山、村落间穿梭，与地方民团、保安队以及国民党军队展开周旋。

这支队伍，便是赫赫有名的遵湄绥游击队。

游击队的领头人王有发，来自江西，1930年便投身红军，那时他年仅十八岁。十八岁，在如今或许正是青春年少、求学奋斗的时光，家人操心的是学业和未来。而王有发，却已拿起钢枪，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后来，王有发还进入红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这一职务虽听起来复杂，但简而言之，便是负责地方工作，与群众打交道，组织群众力量，并将部队的工作延伸至地方。在红九军团中，担任过此职务的皆是佼佼者，如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邵式平等。将这些名字并列，足以彰显王有发当时的非凡地位。

遵义会议召开时，红九军团驻扎在湄潭一带。王有发一边安排警戒，一边带领战士们开展地方工作，组织革命委员会，宣传红军主张，打击土豪劣绅。那段时间，队伍事务繁多，战士们忙得不可开交。

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准备继续北上，红九军团自然也要随行。但遵义周边的局势却令人担忧：敌人紧追不舍，地方反动势力依旧猖獗。总得有人留下，继续活动，牵制敌人，守护来之不易的群众基础。

于是，红九军团抽调部分骨干，联合桐梓赤卫队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建了一支一百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分为四个分队。王有发出任政委，周凤山担任队长。

1935年3月初，他们从遵义城南门悄然出发。

这一幕，想想便令人心酸。红军主力继续长征，许多人随大部队北行，而这支小分队却要踏上另一条未知的道路。同为红军战士，有的人还能与大部队并肩作战，有的人却从这一天起，可能再也无法与大部队重逢。

他们当时或许并未多想这些。命令下达，便义无反顾地执行。至于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能否活着回来，当时恐怕无人能知。

游击队留下后，迅速展开行动。

3月8日前后，队伍抵达遵义县水淹坝。当地有个联保主任张保斋，家境殷实，势力庞大，还在自家门前修建了碉堡。据资料记载，此人平日里欺压百姓，附近群众对他怨声载道。王有发带领战士们摸黑前往，一举摧毁碉堡，活捉张保斋，经公审后将其处决，并将家产分给群众。

此事刚了，杨家山一带又传来消息，联保主任梅汉卿拉兵派款，搞得百姓苦不堪言。

王有发再次派出二十多人，由熟悉情况的老乡带路，趁夜包围梅家，将梅汉卿抓获并处决。

如今回望，这两次行动规模虽不大，但对一支刚组建、人数又少的游击队来说，要在敌人的地盘上找到目标、摸清情况，并确保队伍安全撤离，绝非易事。

3月18日，他们又攻打了宋家坝区公所。

此次行动，游击队采用了智取之策，先让队员装扮成泥水匠混入，再配合外围人员动手。战斗结束后，打死团丁三人，打伤四人，俘虏三十多人，还缴获了二十多条枪。据记载，这是这支游击队成立以来打得最大的一仗。

一百来号人，装备有限，刚离开主力部队没几天，就接连打了几次这样的胜仗。仅从这些战斗来看，王有发确实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胆识。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战斗越激烈，敌人越不可能坐视不管。尤其是宋家坝这一仗，动静不小，很快便引来了敌人的围剿。

次日，湄潭、凤冈、绥阳三县联防部指挥杨干夫，纠集两百多名民团人员，对游击队展开追击。面对人数多于自己的敌人，以及周围敌人的势力，队伍的处境顿时变得艰难起来。

王有发带领两个分队突围至洞上。此时，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黔北本地参军的战士留下转入地下，设法建立地方党组织，继续发动群众；队伍中的江西籍老战士则集中枪弹，带着武器去追赶中央红军主力，或寻找川南、川北的游击队。

王有发自己选择了留下。

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我都会驻足沉思。

从常人的角度来看，王有发是江西人，离开家乡跟随红军多年，好不容易有机会与主力重新联系上，为何不与老战士们一同离去？本地人熟悉地形，容易隐藏，这一安排不难理解。外地人带着枪去找部队，也有实际道理。但王有发本人也是外地人啊。

他完全可以选择离开。

当然，历史已成过去，我们无法坐在今天替当年的王有发算清每一种可能。也许当时有具体任务，也许他认为自己留下更合适。从材料中我们能看到的是，队伍经过这次打击后进行了分散安排，他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当地活动。

至于他当时究竟如何想，我们已无从知晓。

后来，游击队还是被打散了。王有发和另一名战士转移到湄潭县南截坝关坎脚，住在当地农民马和清家中，准备寻找机会追赶主力部队。

然而，消息还是走漏了。

当地土匪头目秦兴向国民党鱼泉区公所告密，敌人很快找了过来。双方发生交火，王有发中弹牺牲。

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牺牲，从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短短五年间，他从一名年轻红军成长为红九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后来又带领一百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在黔北奋战。最终，他没有倒在长征主力的战场上，而是在湄潭一个普通农民家附近，倒在了当地的战斗中。

每次看到这种经历，我都觉得历史书上的一句话太过轻描淡写。

“某年某月，某某牺牲。”写下来不过十几个字。但这十几个字背后，隐藏着多少故事？从江西出来后，他是否想过家人？在贵州的山路上行走时，他是否担心过下一顿饭？被敌人追击时，他是否也曾害怕过？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答案。

我们知道的，只是他没能活到后来。

王有发牺牲后，遵湄绥游击队并未立即消失。先前留下的本地人员，有的继续隐蔽下来，有的设法保存力量。到了1936年秋，中共遵义县临时委员会重新召集了一部分隐蔽的游击队员，又动员了二十多名进步青年和农民，重新组织队伍，罗君彝担任队长。

这一次，队伍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1938年1月2日，罗君彝被捕。在押往国民党县政府的途中，他被枪杀。游击队的活动也就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从1935年3月建立到1938年初罗君彝牺牲，这支队伍前后活动了将近三年。相关记载提到，他们经历了一百多次大小战斗。

一百多次，绝非小数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每次都打得轰轰烈烈。有些可能只是遭遇战，有些是小规模的袭击，还有些是为了突围、转移或与敌人周旋。但对一支长期处在敌人控制区域、人数又不多的队伍来说，能断断续续坚持这么久，本身就已不易。

说到这里，我仍会想起王有发。

我们现在看长征，习惯将目光聚焦在主力部队身上。从瑞金出发，突破封锁线，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大事件一件接一件，路线图画出来，脉络也清晰明了。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重点讲述这些，自然有其道理。

但当年的红军并不只是地图上那条不断向前延伸的行军路线。

有的人跟随主力继续前行，有的人受命留下，有的人掉队了，有的人伤病缠身再也没能追上队伍。还有人像王有发这样，明知大部队已走远，却仍要留在当地，想办法将事情继续做下去。

他们不知道革命还要走多少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或许在他们看来，明天的事都还没着落呢，哪有工夫去想几十年以后。

可他们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一天一天熬着，一仗一仗打着。

我查这些事情时，还看到一个数字：遵义县境内，有名有姓的红军坟有六十多座；整个黔北地区，相关红军墓地有一百多座。

这些数字背后的人，当然不全是遵湄绥游击队的队员。到底有多少人曾跟随王有发留下，又有多少人在后来那场漫长的斗争中牺牲，现在已无法凭猜测给他们加上名字。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红军经过贵州时，留下的故事远不止遵义会议。

会议开了几天，作出了重要决定，红军随后继续行军。这些事大家都熟悉。但在主力离开后，黔北有些地方依然没有平静下来。那些留下的人，要面对的日子甚至比此前更加艰难。

电视剧镜头里，红军队伍可以浩浩荡荡地走过街道。镜头一转，人也就走远了。可现实并非如此，队伍走远后，村子还在，山路还在，原来的敌人也还在。留下的人，总得自己想办法。

王有发最后留在了湄潭。

今天去湄潭县鱼泉沟一带，还能找到他的墓。地方不大，也不是什么特别热闹的景点。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最后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想，很多人看《伟大的长征》时，记住的是那些著名的战役，记住了领袖和将领，也记住了遵义会议这个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转折。

这些当然值得记住。

只是，下次再看到红军离开遵义、继续北上的镜头时，我大概会多想一下：当年是不是也有一百来号人，在队伍离开后，朝着另一条路走了？他们当时走在什么地方，身上带了多少东西，有没有人回头看过一眼？

这些细节，历史并未全都留下。

但王有发的名字留下来了。他带领游击队作战的记录留下来了，他牺牲的地点也留下来了。至少我们今天还能够找到这些材料，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把自己的一生留在了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