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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网络上关于张近东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有传言称他背负了高达2387亿的债务，个人资产全部归零，甚至暗示苏宁集团即将走向终结。然而，徽声在线通过深入调查并与苏宁内部人士交流后发现，这些说法与事实存在较大出入。

实际情况是，关于“南京中院一纸判决……苏宁系38家公司债务重组执行完毕，张近东个人资产清零”的报道并不准确。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发布过所谓的《债务重组执行完毕公告》，苏宁电器集团的重整案件仍在按照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稳步推进中。

不少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不惜利用AI生成不实信息，导致谣言四起。

此外，张近东的债务问题并未对苏宁当前的业务运营造成实质性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张近东目前仍以“管理人”的身份，积极投身于苏宁的业务发展之中。

这里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破产管理。

那么，破产管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财经爱好者们或许经常听到“某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新闻。

那么，申请破产保护是否就意味着公司走到了尽头？

答案是否定的。

“破产保护”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美国有专门的《破产法案》。其核心目的并非简单地将公司资产变卖还债后注销，而是对企业进行全面评估，若认定企业仍具有价值和发展潜力，则避免冻结其账户和资金，为企业提供重组和自救的空间与时间。

为何西方国家会有这样的规定？

这源于工业革命后，市场经济体逐渐认识到：过度惩罚债务人并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因此，早在1705年，英国就引入了债务免责制度，为因不幸情况而破产的商人提供东山再起的机会。

到了19世纪，主流现代国家几乎都颁布了相关破产保护的法案。

许多如今知名的全球企业，如美国的通用、法国的施耐德、日本的日立和富士胶片，都曾经历过破产重组的过程。

2023年7月，中国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要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积极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

而苏宁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尽管背负着不少历史债务，但企业根基仍在，业务运营持续进行。

重整后，苏宁的资产被划分为“持续运营资产”和“快速变现资产”两部分。前者归入新苏宁集团，负责持续运营线下商体等优质资产，通过租金、分红等方式“造血”还债；后者则装入南京众城公司，需在两年内完成出售，否则将强制拍卖。

这意味着苏宁仍拥有寻求“生机”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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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近东在苏宁目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据悉，张近东及其家族已将全部个人资产注入重整信托。

简单来说，就是他将自己在苏宁的股权以及名下的所有房产、车辆等资产全部放入了一个名为“苏宁债务重整专项信托”的池子中，用于偿还债务。

这与贾跃亭在美国宣称“下周回国”却迟迟未归的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此时的张近东在苏宁的身份已不再是老板，而是“破产管理人”，即“高级打工人”。

在新成立的“新苏宁集团”9人董事会中，张近东拥有5个提名权；在负责出售资产的“南京众城公司”9人董事会中，他也有4个提名权。

虽然听起来仍有一定权力，但实际上他的决策需经过“信托受益人大会”的批准，该大会由债主代表组成。

张近东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招人、花钱、卖楼、找投资等，都需得到债主们的同意。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疑惑：既然张近东已负债累累，为何还让他继续管理苏宁呢？

这既是商业惯例，也是法律惯例。因为企业的创始人或大股东通常最了解公司情况，相比外部聘请的“职业管理人”，他们更熟悉内部运作，商业决策的落地也会更加高效。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苏宁的债主，借给了苏宁10个亿。现在苏宁面临破产，你有两个选择：

A. 将公司清算变卖，你只能拿回3500万（清偿率为3.5%）。

B. 让张近东继续管理，说不定他能把公司盘活，未来你能拿回更多。

你会如何选择？大部分投资人会选择B。

因为选A铁定亏损，而选B还有一线希望。

目前，中信金融资产和东方资产这两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联手为苏宁提供了80亿的“共益债”。

共益债是专门借给破产企业用于继续运营的资金，具有优先偿还权，比普通债主先拿钱。

他们为何愿意借款？

因为他们经过计算认为：如果苏宁直接倒闭，他们之前借出的资金将无法收回。不如再借一笔钱，帮助苏宁活过来，说不定能收回更多资金。

张近东虽然投资决策失误，但他在零售行业摸爬滚打三十多年，苏宁也拥有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和供应商关系，这些他最为熟悉。

换作他人，可能连门路都摸不到。

此外，现在的张近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靠谱。

以前作为老板，公司盈利归他所有，亏损则由公司承担。

因此他敢于冒险、乱投资，反正亏的不是自己的钱——这种心态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道德风险”。

那现在的张近东呢？

他名下已无多少资产，未来能否翻身全看他能否将苏宁做好，让债主们满意。

因此，他的利益与债主们的利益已紧密绑定在一起。

在这种状态下，他往往会更加拼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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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宁的破产重组事件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或许具有积极意义。

为何这么说？

因为在国外，企业破产已有成熟的处理流程。特朗普多次破产仍不影响他继续做生意并东山再起。

贾跃亭在美国申请个人破产重组，法律允许他将债务打包并用未来收入慢慢偿还，甚至允许他上市。

但在中国，很多人仍认为企业一旦申请破产就没救了。

这种心理主观上削弱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客观上也导致许多国外风险资本不敢进入中国市场。

而苏宁的这次重组实际上是中国企业探索破产制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因为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往往面临社会性死亡。“老赖”的标签一旦贴上便难以摘除。

这种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其实是有问题的。

要知道市场经济必然存在风险，有风险就有人会失败。如果失败一次就永世不得翻身，谁还敢创业？谁还敢创新？

如果仅仅因为一次失误就导致企业万劫不复，对企业家和就业市场也是一种不公平。

张近东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沉浮的一个缩影。

1990年，27岁的张近东辞去国企“铁饭碗”，在南京宁海路租了个200平米的小门面开始卖空调。那时国营商场垄断着家电市场，张近东的苏宁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舢板”。

1993年，南京八大国有商场联手封杀苏宁，要求厂家不给苏宁供货。张近东硬是跑到广东、上海绕开南京的批发商直接找厂家进货，用“小舢板”掀翻了“大航母”，随后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家电连锁第一股。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京东崛起、阿里凶猛扩张，苏宁则节节败退。张近东慌了神开始疯狂投资、扩张想用资本的力量弥补战略的失误。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其实张近东的失败并非个人之败而是一代企业家的集体困境：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如何不被淘汰？在资本狂欢的盛宴里如何保持清醒？

他用三十三年走完了一个循环：从零到千亿再从千亿归零。

今年张近东已经63岁了，这个年纪很多企业家已经退休享福而他仍选择带着苏宁“再拼一把”。

图什么？

面子？尊严？不甘心？可能都有。

或许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财富和信用。

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像贾跃亭那样通过“下周回国”去逃避也不像许家印那样转移资产、技术离婚。

而是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留下来、扛起来用剩下的职业生涯去填自己挖下的坑。

这种态度值得我们给予一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