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深秋时节，我踏上了一趟从丹东开往平壤的列车，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朝鲜姑娘。

她名叫李秀英，年仅二十六岁，是旅行社的一名导游。她的中文水平令人惊讶，那是在平壤外国语大学刻苦学习的成果，说得流畅而自然。当列车缓缓驶过鸭绿江大桥时，她凝视着窗外，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个个都很有钱？”

列车上的对话，就这样从这句充满好奇与羡慕的问话中拉开了序幕。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并非如此，有钱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她微微点头，但眼神中流露出的怀疑却难以掩饰。

“你们能用手机上网吗？”她接着问。

我回答说可以。

“那能看外国的新闻吗？”

我再次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能随意出国旅行吗？”

我告诉她，只要办理好签证，就可以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

她沉默了片刻，轻声说道：“我们却不行。”

这简短的三个字，虽然声音轻柔，却仿佛比列车铁轨的轰鸣声还要响亮，深深地震撼了我。

那时的2013年，智能手机在中国已经逐渐普及，微信用户数量突破六亿大关，移动支付也正悄然兴起。而在朝鲜，手机仍然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只能拨打国内电话，无法上网，更无法漫游国际。

秀英使用的是一部老式翻盖手机，黑色的机身，边角已经被磨得发亮。她告诉我，这是工作配发的，每个月有一百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间，超出部分需要自己充值。

“充一次要多少钱？”我好奇地问。

“两千朝币，”她回答道，“大概够买两斤大米。”

列车缓缓驶过新义州，她指着窗外对我说：“看，那边就是我们的农村。”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土坯房错落有致，泥巴路蜿蜒曲折，光着脚的小孩在田埂上欢快地奔跑。一位老人赶着牛车，慢悠悠地走在土路上，扬起一片尘土。

“你们农村也这样吗？”她好奇地问我。

我告诉她，二十年前我们的农村也差不多是这样，但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你们是怎么变好的呢？”她追问道。

我一时语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加入WTO这些词汇，用中文解释尚且不易，更何况要用她能听懂的方式表达出来。

最后，我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告诉她：“这是慢慢来的过程。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一起致富。”

她想了想，说：“我们也是这么说的。但好像情况不太一样。”

她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列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逐渐从田野变为城镇，从土坯房变为楼房，从泥巴路变为柏油路。

抵达平壤后，秀英带领我们前往酒店。

途中经过一个路口，我们看到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年轻女交警，站在路中央指挥交通。她的手势标准而有力，表情严肃而认真，身后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

秀英忽然对我说：“我们真的很羡慕中国人。”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如此直接地表达出这种情感。

“你们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她继续说道，“可以自己决定从事什么工作。而我们却不行。大学毕业后，我们会被分配到某个单位工作，无论喜欢与否都要接受。”

她告诉我，她其实一直梦想着从事外贸工作。她的哥哥在贸易公司工作，能够接触到外国人，还能出差并赚取外汇。但她却被分配到了旅行社。

“旅行社不好吗？”我问道。

“也好，”她想了想回答道，“但不一样。做外贸能够去中国、去俄罗斯等国家。而旅行社只能等待游客的到来。”

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早已接受的事实。但那种平淡中却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和遗憾。

第二天中午，秀英带我们去品尝了朝鲜的特色美食——冷面。

饭桌上，她熟练地为我们倒上大同江啤酒。

“你们中国人，”她忽然说道，“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

桌上顿时安静了下来。

我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她。

“我听过很多游客聊天，”她继续说道，“有人说我们落后、可怜，甚至有人说我们被洗脑了。”

她顿了顿，抬头看着我，眼睛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但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想吃饱饭、想让孩子上好学校、想老了有人养。这些，你们中国人不是也一样吗？”

我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那为什么你们总觉得我们不一样呢？”她追问道。

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在平壤的最后一晚，秀英带我们来到大同江边散步。

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的主体思想塔灯火通明，高耸入云。

她忽然开始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

“我十岁那年，有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喝粥、晚上喝粥，中间那顿没有。我妈说，忍一忍就会好的。”

“后来呢？”我关切地问道。

“后来真的好了。但那种饥饿的感觉我一直记得。”她回答道。

她看着江面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开口：

“你们中国人，饿过吗？”

我告诉她，我们也饿过。在六零年代，很多人因为饥饿而失去了生命。

她转头看着我，第一次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真的？”

“真的。比你们想象的要惨得多。”我坚定地回答道。

她想了想，说：“原来大家都一样。”

最后一天，秀英送我们前往火车站。

站台上，她递给我一个袋子：“路上吃。”

我打开一看，是几个新鲜的苹果和一袋香脆的饼干。

“你们中国人对我们很好，”她感激地说道，“援助粮食、修路、建工厂。这些我们都知道。”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我们也有自尊。我们不想一直被人帮助。我们也想有一天能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火车缓缓启动，她站在站台上挥手告别。那瘦瘦的身影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回国后，我时常会想起秀英。

想起她在火车上的那句“你们是不是都很有钱”，想起她在饭桌上的那句“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想起她在大同江边说的“原来大家都一样”。这些话语和场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我托人带了几本中文书籍给她，有小说、散文和历史书籍。不知道她是否收到了这些书籍，是否喜欢阅读它们。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你觉得朝鲜人到底怎么看待中国人？”

我想了很久才回答道：

“大概是羡慕我们的物质生活，对我们的优越感到复杂，渴望得到我们的平等对待，但又坚守着自己的自尊和骄傲。他们知道我们生活得很好，但并不希望被可怜和同情。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但并不希望永远依赖别人的援助。他们羡慕我们的自由和开放，但并不会轻易表达出来。”

就像秀英最后说的那句话一样：

“你们中国人，也有你们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说完这句话后，她露出了一个温暖的笑容。那个笑容我一直铭记在心。